副刊

彼德泰勒到臺灣，剛好趕上美國準備為菸酒談判不順利對臺灣加301條款「螺絲」。彼德泰勒很悲觀地說：「這螺絲會愈絞愈緊。」他認為美國菸草商終會得逞。作為一名調查採訪作家，彼德泰勒覺得他在這段時間到達臺灣，讓他有機會看到他所揭發的菸草商如何再一次進用政治力量，推銷香菸。昨天，彼德泰勒說：「我願意將我在臺灣所見公諸於世。」他已決定11月7日到新加坡參加「世界呼吸系疾病會議」時，向與會學者報告他在臺灣所見所聞。彼德泰勒一再強調，他並非為了反對香菸才寫「菸幕」一書，而是他很感興趣於香菸公司如何在全世界玩弄政治。臺灣地區的狀況正是「老故事」重演。從一名新聞記者的「見證」觀點，彼德泰勒默默做著記錄歷史的工作。11年來他在全世界記錄菸草公司怎樣用大量金錢打開菸草而場，而弱國政府如何在這些壓力下屈從，消費者如何無知，而如新聞週刊與時代雜誌一類的新聞媒體又如何為爭取菸草廣告而沒有道義責任。彼德泰勒的工作是世界性

就在外國菸即將大舉入侵的前夕，國內的環境保護運動者聯合了扶輪社、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氏基金會、新環境雜誌，共同舉辦了一次「民眾有拒絕二手煙的嫌菸權」座談會。已為幾年來最大規模的反吸菸社會連動揭開序幕。與會人員都在會中表示為民眾爭取「嫌於權」是一件必需「長期抗戰」的事。昨日所辦的會是向社會宣告，抽菸者要開始學會如何尊重不抽菸者「嫌菸」的權利。過去國內單由菸酒公貿局供應香菸，在幾無廣告的狀況下，吸菸人口的成長有限。今年外國於開放進口，國內反抽菸運動者擔心，外國菸所夾帶的大量廣告會使抽菸人口急速上升。抽菸有害人體健康是長久以來已知的事實，從1970年代以後，歐美先進國家在政府的支持下，社會進行反抽菸運動已相當有效果，不過，菸草公司的業務卻似乎並不受影警，原因之一是，菸草公司以跨國經營的方法，將市場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這些國家大都沒有香菸「防禦力」，加上俊男美女的香煙大看板廣告誘惑，第三世界國家自1

跨出中正機場空橋，沿著入境長廊往前走，廊壁上巨幅的「萬寶路牛仔」 （Marlboro）牌香菸看板，似乎飄出辛濃的菸味。這2期的華航雜誌，萬寶路牛仔也躍馬做了全頁廣告，一副抽萬寶路豪邁粗獷亦若是的味道。東區幾家超級市場，收銀檯旁新增了洋菸貨架，條裝的洋菸外包玻璃膜內至少塞個鑰匙鍊贈品，式樣都還相當精美。有人預測，過2天「中正百年紀念杯國際籃球邀請賽」登場，張嗣漢遠投中的，溫士敦（Winston）的美女啦啦隊會在場邊狂舞彩球一番。臺灣，在這些洋菸商的眼裏，似乎是塊純情的處女地，雖然今天就要展開中美菸酒談判，洋菸商的蠢蠢欲動和期「前活動」早就山雨欲來，但是消費者似乎還不曾警覺，更未思考在這層「菸幕」中，該有怎樣的定位，怎樣的認知。洋菸公司為了進取消費市場，對廣告一直採取十分積極的態度。而香菸廣告在本質上，亦與一般商品廣告有所不同，因為香菸廣告更具侵略性。美國許多媒體接受大量香菸廣告後，編輯政策都

美國杜邦公司為什麼一定要在鹿港設廠生產二氧化鈦？在風傳的許多原因中，最可怕的是，因為當年主張開發彰濱工業區的少數官員，想藉此「反敗為勝」，把這個已經被判定為「錯誤開發」的工業區，打「決策垃圾箱」裏撿回，再重新供奉起來，以便為他們爭一口氣──他們是死不認錯的啊！美國杜邦公司計劃到鹿港彰濱工業區設二氧化鈦工廠的事件，連日來，袒護和反對的雙方，形成了熾熱的言詞與行動的對抗。在對待杜邦投資設廠的問題上，決策者一開始就錯估、輕忽了事件的條件，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打擊和損害。這個事件所暴露的，最嚴重的問題是：領導我們社會的經濟官員，他們的心中，竟而沒有一幅完整而貝有文化特性的明日社會發展的藍圖。他們的決策辦法是且戰且走，在應變上，毫無章法。因此，我們的決策品質與處理事件的氣質，一般地低俗，難獲人民的認同，更無法取得社會的尊敬。為什麼引介杜邦公司到台灣？政府有關部門所持的一個明顯可見的、最大的理

問：你那篇令人記憶深刻的文章〈高雄－多麼令人失望的城市〉裏，你把高雄的煙囪擬喻為屠城的木馬，高雄的人們以為這些木馬會帶來富裕、經濟成長，但是卻被屠城了。你認為躲在木馬裏，操縱這一切的人是誰呢？答：我真的不知道是誰躲在木馬裏，我們知道就好辦了，讓我嘗試用另外一種方式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也是後知後覺，我認為台灣談這個問題，並不是跟美國、日本一致的，並不能一成不變地把他們的經驗拿來應用，台灣有很獨特、很獨特的經驗，我們不能單單用日本人、美國人走過這裏，留下一些傷痕，這樣簡單的概念回答一切。我說我們是後知後覺，的確是這樣的，這幾年我和我的伙伴們所做的事，就好像我們站在一條河流底下，看到上游有人漂下來，我們把他救起來，救完了以後，當我們才剛能喘息時，又看到有人漂下來，我們又把他救起來。幾次以後發現再漂下來的人可能是三個或五個，但你一次只能救一個，所以你只能望著其他的人興嘆，任由他漂下去。這個時候你很沮

香菸，多數媒體的「衣食父母」每一年全球菸草業至少花費20億美元以上的廣告費，為香菸製造魅力、成功、有風格的宣傳。目的在消除一般人對香菸與肺癌、支氣管炎、心臟病的聯想。他們硬要扭轉吸菸危害健康刻板印象，因此，廣告預算一年比一年多。廣告已成了菸草業所仰仗誘引年輕一代抽菸的最強利器，只要有人攻擊他們的廣告，菸草業會傾全力反撲。尤其當發刊他們廣告的媒體，出現攻擊否菸的文章時，菸草業尤表介意。經濟不景氣後，全世界有越來越多的媒體依賴香菸廣告維生，香菸公司無異成了多數媒體的「衣食父母」。全球香菸廣告投資最多的地方是美國。1979年，雜誌上，單一產品廣告客戶排名第一的是雷諾公司，它單在「溫士頓」牌香菸上就用掉了2500萬美元。菲利浦莫里斯公司在它所有菸草產品上總共花了6000萬美元。1979年，在報紙上香菸廣告最大客戶是羅禮拉公司的「肯特」牌香菸，金額3000萬美元。菲利浦莫里斯的低焦香菸「密特」緊跟其

走訪公害地，我經常想像自己是個收集「別人的悲歌」的田野訪問者，在眼前流逝過的一張張草莽顏面，他們的故事，宛若傷心曲調，就靜靜聽一回吧！今年4月底，臺中縣大里鄉人，在對抗「三晃農藥廠」多年後，終於組成「臺中縣公害防治協會」。發起人黃登堂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他的受害日記──「空氣有毒的日子」。點點滴滴的記錄，寫盡人問苦離折磨，全不是外地人所能想像的。大里鄉人對抗地方公害的過程中，有許多發人省思的情節，臺大社會系教授蕭新煌最近在聯合報一篇剖析環境保護與自力救濟問題的文章中，憂慮指出:「千萬不可讓這些運用自己力量來解決問題的民眾背上暴民的黑鍋。」大里鄉人在奮鬥中確曾背過這個「黑鍋」。「暴民」這樣狠惡的字眼曾經困擾過這些純樸鄉人。「臺中縣公害防治協會」宣佈成立當天，在一間叫「振坤宮」的神廟樓上，滿滿100多名大里人來參加他們辛苦共創的盛會。席間，有年輕力壯的莊稼漢，有年逾古稀的老翁，一張張風霜臉孔

4月下旬，蘇聯烏克蘭地區車諾比爾核能電廠發生意外，造成自有核能電廠以來的最大災難。在迢迢幾千公里外發生的這一災變，透過傅播媒體的報導，迅速而強烈的震撼著臺灣，人人談核色變，危疑戒懼。這份危懼，更因為區區500公里長的臺灣島上，竟已有了3座核能電廠，還有一個「核四」廠的計畫正在準備之中，而愈顯焦灼。車諾比爾帶來的震撼是：打翻了專家在過去所作的一切預測，包括「中國症候群」是外行的幻想，包括爐心熔化是「10萬年才會發生一次」的神話。遠在1978年，珍芳達等人就像拍出一部探索核能疑慮的電影：「中國症候群」(China Symdrome)。當時，許多親核能的人士都譏笑這部電影，認為是「核能外行人的恐怖幻想」。這樣的譏笑同樣發生在臺灣地區。臺電公司的高級人員，在幾度核能問題的對話中，都十分堅定的表示出「那是幻想的，電影的情節」。「中國症候群」所設想的是：當一座核能電廠發生冷卻水系統流失，導致爐心熔化的

為當前社會環境運動所遭瓶頸找活路回想1980年初，環境生態、污染問題還是社會一般極感陌生的話題時，大部分擔憂臺灣生活環境日趨惡化的學者專家，都想不到，在5、6年之後，臺灣地區社會大眾要求改善環境的聲音會達到如此熱熾的程度。反污染這勁成為現今社會共同體會的需要，是處於過去幾十年社曾氣氛中人所料想不到的事。最基本的生存權：清潔的陽光、空氣、水最近2年在學術界、社會意見領袖以及媒體觀念的引導下，要求環境保護，要求清除威脅生活圈污染源的草根性民間力量逐漸在集結。包括過去以「意識型態」為主流導向的在野政治團體，最近1年來也在調整方向，下降政治意識型態之氣氛，改以更具問題導向的訴求，組合動員致力於環境運動。在閱讀市場上競爭領先的商業雜誌，也都極敏感的感受到環境話題的流行壓力，紛紛製作反污染現象報導的專題。去年的地方選舉，大都分的候選人以還境保讓為主力政見，相當多位議員候選人則選用綠色為傳單的顏色。反公

症候1：爐心熔化惡夢成真蘇聯基輔車諾比爾核能發電廠發生本世紀空前的核能電廠大災難，已證實是一件核能惡夢中的惡夢──爐心熔化事故。這種事故多年來是主張發展核能電廠的人，心中最害怕發生，也是極力向外界表示「不可能發生」的事故。因為核能電廠的設計是「深度防禦」，從車諾比爾核電廠事故看，所謂「深度防禦」恐怕還是核能專家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在1979年3月28日美國「三哩島事件」發生之前，全世界的核能專家腦中根本就沒有「爐心熔化」這樣的想法。「爐心熔化」是核能電廠發生事故最嚴重的一種狀況，反對核能發電的人士曾把這種事故命名為「中國併發症」，他們假想，動力反應器超高輻射物質爐心在冷卻水系統失調之後，高達攝氏2700度的輻射物質會熔化反應器壓力槽及圍阻體底部，進入土壤，反核人士危言聳聽．說：「會從美國穿過地心，一路到達中國」。這是「中國症候群」名詞的由來。爐心熔化事件雖然不至於如反核人士所說會「熔穿地心

每次奔赴台灣地區公害現場時，心中激盪的經常是：「我到底在做什麼？」不過，一旦全心投入工作，暫時會忘卻這個惱人的問題。最近，仔細檢視過去幾年的工作，才又想起這句嚴厲的問句：「我到底在做什麼？」遺憾的是，面對的都是一些經年懸而未決的環境公害問題，感到十分無力。許多環境問題，並未因為媒體的報導而有真正的改善，而支持我從事報導的生命力卻逐漸凋零。看電影「女煞葛洛莉」，注意到葛洛莉被追殺時，她說的一句話：「你無法對抗整個體系。」這句話，強烈地震撼著我。難道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竟是同樣的因局：「一個不可能對抗的體系」？這樣的反省動力，曾經促使我思考整個環境運動，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難題。也就是去思考「體系」的問題，到底我們面對著怎樣的一個難以對抗，或是根本無法對抗的「體系」。政府、企業、知識分子、民眾共組而成的「體系」，理論上應該是互助互動的有機體；不然，有時候卻反而是互阻互抗的絆腳物。面對環境問題時，尤

一次次生悲沉淪的悲劇，又曾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教訓？……細細撿視了臺灣環境的「百衲圖」，向整個公害結構提出質疑後，台灣人應沸騰一點熱血來痛哭思考這問題！綠牡蠣事件所掀起的波浪，揭開了臺灣地區西海岸瀕臨死亡的殘酷事實。多年來，不少水產養殖專家、環境學者在走過西海岸後，都一再的提示了「紅色警訊」，可是西海岸污染，卻不曾因專家學者的「危言」而停止。仔細回顧這一頁西海岸的「沉淪史」，其實是一段足以教人血冷的歷程。連日來，環境保護機關、農業單位在上級「限時破案」擠壓下，做了不少「努力」，也出動了陸海空三路人馬去找尋是誰招惹的禍事？這些努力看起來煞有介事，其實對臺灣環境問題稍有理解的人都知道，這些行動意味著什麼。這種情況有點像一些醫院，病人一推進去，還沒有確定病情便馬上吊點滴。其實所用點滴並無大用，只是讓病人「相信」，醫師正在幫他想「辦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