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本全

後龍科技園區既然是一個「不合理、不適當、沒必要」的開發案（見前文），但開發單位（縣府及其委託的顧問公司）以及經濟部工業局卻沆瀣一氣，提供許多錯誤、扭曲的資料，意圖誤導委員判斷與決策，略舉例如下：其一，錯誤計算，將當地平均產值壓低至4.5萬元。以錯誤的計算方式（擴大分母之耕種面積）將產值壓低5.7倍。如依實際耕種面積計（扣除該年休耕、輪作等非實質農作使用的面積），農作土地之真實平均產值應為26萬元，明顯高於一般水稻區年產值21萬元，更遑論灣寶地區一再被漠視的高產值有機農業全未被納入計算。其二，扭曲資訊，宣稱地主同意率75％。依據苗栗縣府歷經4個月的調查結果（截至2011年3月10日前），同意與有條件同意的地主僅107人（且有條件同意之「條件」及條件同意之人數從未說明），佔全部地主（431人）不到25％。但苗栗縣府卻將回收問卷（僅142份）中之同意與有條件同意者（107份），曲解為地主同意率7

苗栗縣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自經濟部工業局96年10月25日（工地字第09600781610號）函送可行性規劃報告到內政部，徵求中央區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開始，迄今已3年5個月。期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2010年6月4日）退回本案，並請苗栗縣政府就審查意見（限期6個月內）補充資料再提會討論。苗栗縣政府於100年1月13日再度函送本案，並已於區域計畫委員會第三次專案小組會議（3月10日）經委員決議「諸多爭議苗栗縣政府無法正面回答，因此依上次會議結論，不再給苗栗縣政府補件機會，將本案直接送大會決定。」檢視苗栗縣政府對第二次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大約有幾種回覆方式，包括避重就輕、答非所問、提供錯誤資料、置之不理等，而這也正是區域計畫委員幾度審理本案過程中，理性討論所面對的最大「困境」。苗栗縣政府根本無法（或者不願意）面對理性的提問，亦從未釐清所有問題，更對委員提出關於「合理性、必要

我真的希望慈濟人可以看見本文。都市計畫中劃設保護區的目的是為保護都市生命與生活的安全，簡單的說，這些地區因為可以保護你、我，所以必須透過都市規劃程序劃設為保護區好好的保護它，如同都市計畫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四條中清楚定義：「保護區：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及保護生態功能而劃定之分區。」保護區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是再清楚不過的事。既然都市保護區的價值是「保護」，那麼誰會買保護區呢？有誰可以買保護區進行變更與開發呢？答案很簡單，叫做有權力的開發業者。慈濟的朋友們，您們真的相信台灣社會能夠接受以善心之名募集善眾善款，買保護區土地，然後變更並且大興土木嗎？您們真的都認為可以這樣做嗎？論初發心，買保護區，而且是買來進行變更開發，根本是一件不對的事。一件善事，選了不對的地方，是有善心的做錯事。更恐怖的是，那種堅持變更、硬要開發的高傲與蠻橫，以及以生態滯洪池做技術包裝的工程至上，完

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是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五條對人民權利的最基本保障。但土地徵收條例以公共利益之名及取得興辦公益事業用地之需，賦予國家剝奪人民私有土地的公權力。土地徵收這件事，不僅違背憲法，且在台灣社會強凌弱、眾暴寡的野蠻遊戲中，每一個人民都應瞭解土地徵收之惡，並且提防自我淪為社會弱勢，因為一旦勢弱且示弱了，很可能就成為下一個土地被徵收者。土地徵收是最最最不得已的手段土地徵收是末端，其源頭是開發、建設，但不論基於工商、都市或科技發展等理由，開發與建設一定要釐清幾個問題：一、  它（開發）是不是「對的事」。工商與科技的發展應回歸產業政策，但台灣政府沒有領航的產（工）業政策，所以大企業與強勢財團的政策就是政府的唯一政策，這是典型的企業領導國家、財團治國。都市發展則應回到城市願景，釐清人口發展、城市蔓延、城鄉問題以及暖化的因應與治理。此外，更重要的是農業的趨勢、未來與政策，包括糧食問題、農地問題

「蘇花改」不應是蘇花公路災難下地方政治動員與中央政治決定的盲目選擇。花東「安全回家的路」是台灣社會共同的目標，但選擇要或不要蘇花改之前，必須根本的釐清幾件事：第一，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在社會共同交通政策目標下（例如安全回家的路）列出所有可能方案（包海、陸、空運各種不同運輸工具），透過方案評估釐清其安全性與成本效益（包括外部成本），並讓社會大眾與花東民眾清楚各方案的評估結果、優缺點以及風險與相關配套措施，民眾才能掌握實質的選擇權。但蘇花改與蘇花高一樣，都是政府所提出的「唯一解」，為什麼？其次，在台灣脆弱與破碎的敏感地體下，蘇花改經過的斷層、破碎帶以及不完整的地質狀況，歷來政府做過什麼調查與說明？在環境特質瞭解有限下，如何進行專業的環境影響評估？此外，花東地震的頻繁、風災後環境的退化或劣化以及氣候變遷的衝擊等諸多不確定因素，政府如何確保這一條挑戰蘇花海岸保護區（自然保護區與一般保護區）及國家公

選舉這件事，非得搞得如此恐怖與邪惡嗎？台北市政府在選前積極進行保護區變更案的大清倉。首先在9月20日第617次市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變更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四小段135地號等7筆保護區土地為宗教特定專用區（松山慈惠堂）主要計畫暨細部計畫案」，再於9月28日將「變更臺北市北投區行義路一小段49地號等保護區為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再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本案於2008年市都委會第581次會議通過），緊接著將在10月25日召開第619次市都委會審查「變更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5段大湖公園北側部分保護區及道路用地為社會福利特定專用區（慈濟）主要計畫案」。這三案，因分別涉及三大利益、宗教或慈善團體，面對龐大的選票，北市府用盡各種方法讓所有的違法「就地合法」，並美化其名叫做「輔導合法」。其中，即將於近日審查的慈濟內湖基地案，因順向坡、回填湖區、谷地集水區、礦坑、斷層等不利的自然條件，形成典

凡那比颱風引發南台灣淹大水，「山崩、水漫、土石流，橋斷、路毀，家破、人亡，撤離、救災、重建，治山、治水」，這幾年來成了大家熟悉的劇情，每年都在上演。1990年紅葉災變揭開序曲，1996年賀伯及1997年瑞伯浩劫。1999年920大震鬆動潰爛地體，累聚更大災難能量，2000年象神、2001年桃芝與納莉、2004年敏督利、2005年龍王與瑪莎、2007年聖帕、2008年卡玫基與辛樂克外加薔蜜、2009年莫拉克南台灣全面上演。相同的劇本，不同時空由不同的人上演，且越演越頻、越烈、越悲。如此看中颱凡那比，空前驟雨6小時造成高高屏淹水，只是平地普遍級的島嶼大幸。台灣社會災難常態化，病因在於「生態解體、國土危脆」。第一，地質、地形、地震等因素造就脆弱的先天地體本質（無機環境）。第二，文明開發的長期挑戰，百年來山林開拓，從伐木、開路、農業、遊憩，濫墾、濫伐、濫建系列蔓延開展，向天爭地、搶地，瓦解天然養育

台灣環境的壞，始終與政府的使壞（惡劣）成正比，今日國土危脆、生態解體、旱澇水患、地土震崩，實在是因為這個政府機器壞透了。而「中科三期七星農場案」一路發展至今，更是讓台灣社會見證整個政府機器集體使壞。2006年6月30日，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在5位從未參與專案小組的官方代表出席投票下，以11票（有條件通過）對8票（二階段環評）有條件通過環評。與其說是通過，倒不如說是政治決定，投票部隊現身，於是就這麼決定了。這的確是民進黨該勇於面對的現實。其後，6位后里農民代表，以環評過程對選址、水資源分配、水污染（廢水）、空氣污染、毒性化學物質、健康風險、文化遺址等皆未釐清，以及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等理由，提出行政訴訟。2008年1月3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確有對國民健康及安全造成不利影響之虞」、「裁量濫用之違法」以及「錯誤之事實認定或錯誤之資訊之違法」等理由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撤銷」。當時，中科三

亡國之途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筆者於立法院公聽會中指出，台灣社會災難已是一齣戲，同樣的劇本，在不同時空由不同的人上演，而愈演愈悲哀，簡單的說，台灣的災難已常態化，且顯現三大病兆（現象）：第一、國在山河破。山崩、水患、土石流一再昭告，台灣山林國土的崩解以及水土環境的失衡，顯然這座島嶼正走在「反環境、反生態」的道路。第二、社會成本惡耗。大量資源投注救災、救濟、補助，大筆資金不斷投入修橋造路、工程復建、治山治水，反覆工程加碼、水泥療傷、阻擋土石、疏浚清淤，重新製造（或累積）更大的災難能量，正是典型的「不經濟、反經濟」。第三、社會弱勢遭受威脅。河川水系上游及下游的社會弱勢（原住民、農民、漁民）成為主要受害者，並且經由災難將他們推向更邊緣，這樣的社會顯然「不公不義」。

當政府的政策思考貧乏到只剩下「金錢」，而政策行動亦窮盡到只剩下「建設」時，真正需要「再生」的，恐怕正是政府本身。2008年底「農村再生條例（草案）」在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完成一讀，並由朝野共同將農村再生基金加碼為2000億元（原1500億元），此舉引起農運、環運、學界、藝文界等大聲反對，而農委會則找來支持者（學者、社區工作者及政府官僚）透過媒體積極背書與行銷，一時間各說各話。預料在媒體不願（或無能）仔細檢視、政客不知為何而戰下，下個會期將在政黨運作與「不聚焦」討論的策略下過關。但檢視「農村再生條例（草案）」的提出（者）、條文與說明，從政策面來看，既無願景目標，也沒有面對問題；從規劃層面來看，是傳統、保守的開發中國家思維；從法案的研擬與辯護者來看，注定是工程建設與金錢遊戲；從歷史面來看，農村再生其實是農村再犧牲。因此，「再生」只是一個高貴而虛假的謊言，真實面目是金錢與建設。

台灣，透過山、林、水、土、河、海而形成的基本環境具有二大特徵，一是地體脆弱，二為生態珍貴。山高坡陡、地質破碎、斷層不斷、河短溪淺、水急土薄、風狂雨驟等，恰是不穩定的立地體質最佳寫照；而藉由拔地高山濃縮全球寒、溫、暖、熱氣候帶，再經由冰河時期物種南來北往、演化消長，將天菁地華的地球生態相凝鍊在島嶼上，顯然的，台灣根本是地球的時空膠囊。地體的脆弱以及生態的珍貴，讓台灣這個生命體「很敏感」，而歷來的人類文明腳步、國土開發都在不斷挑戰脆弱而珍貴的維生生態系統，簡言之，所有的開發皆須面臨脆弱與珍貴的敏感本質。所以台灣需要土地開發的把關手。但是把關手在哪裡？第一道把關防線應該是政府，因為這是政府存在的天職。一個有遠見、有能力、有責任感的政府，應該透過清楚的國土總定位，告知台灣人這片土地、環境的本質，並且宣告面對這樣的命土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能做什麼，在不同的國土性質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進而制訂明確的

12月12日，立法委員林樹山等46人於立法院經濟及能源委員會中提出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八條修正案，並決議通過降低農地興建農舍之面積下限為0.1公頃。此舉，不僅令經建會頭痛、農委會發燒、學者感冒，亦讓社會大眾一片錯愕。學界紛紛就農地農用政策失守、農地終結、農地建地化、公共設施不足、景觀破壞、環境衝擊、租稅不公等各面向嚴厲批判，農業、農地主管機關農委會亦痛批根本是為建商解套的惡搞，經建會副主委張景森更預言「全台灣房地產市場死亡」。12月14日，三位雲林縣籍立法委員林樹山、張麗善與張碩文等人聯合召開記者會。其間張碩文委員之發言，恰恰證實這些立委在乎的根本就是如何活絡農地的買賣、透過農地的交易解放農地農用並且讓農地完全移作他用，他說「目前農地一公頃500、600萬元還是乏人問津，原因就是農地無法利用，放寬農舍興建，可以讓0.25公頃以下無法經濟生產的農地得以有效運用。」更可怕的是張麗善委員還補充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