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柏榮

美國總統川普將4月2日稱為「解放日」，並且在當天宣布對於全球的貿易夥伴徵收「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事實上，早於宣布對等關稅的兩日前，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便先發布了「2025年各國貿易評估報告」（2025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美國貿易代表署稱這一份報告結果，依循了川普的「美國優先」與川普提出的「2025年貿易政策議程」（President’s 2025 Trade Policy Agenda）。

聯合國於2020年3月發布的《世界水資源發展報告－水資源與氣候變遷》，再次針對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水資源問題進行示警。聯合國在報告之中提出，在過去的一百年內，因為人口增加、經濟活動等因素，全球用水量增長6倍，而且還以每年1%的成長速度增加，而且「氣候變遷」因素，也將持續影響水資源供應的穩定度，並且讓人類的維生系統的安全性變得脆弱。降雨量為全球平均的2.5倍 卻面臨缺水壓力的台灣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的說法，台灣在2020年之時，可能出現自1964年以來，首度在汛期沒有颱風的現象，部分水庫集水區的降雨量，更會創下歷史上的新低點；一些重要的水庫如石門水庫、翡翠水庫，10月上旬的蓄水率皆不到50%，而曾文水庫的蓄水率更是不到35%。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工業、農業與民生用水仰賴的水庫，都已經或多或少面對的泥砂淤積的問題，因此，即使汛期的降雨、台灣皆在平均值之內，在未來的十年之內，台灣也幾乎每年都需要面對缺

全球疫情持續擴張，並且對於人類的生活造成劇烈的衝擊。那樣的衝擊，絕非僅有體現在醫療、公共衛生層面。難以抑制擴散的「病毒」，事實上帶動了一系列連帶的衝擊與影響，並且也將衝擊到農業、食物體系，它可能成為下一波影響台灣國家安全的重要因子。我們尤其需要的思維是：疫情對於農業或食物的發展來說，絕非是短期性、到疫情結束便可以解決的，它所帶來的衝擊與影響是「持續性的」。這也是為什麼在歐盟、美國、日本等國家，已經開始針對「後疫情時期」（Post-coronavirus era）下的農業發展進行各種策略的擬定，因為在這種持續性的影響之下，我們所需要面對的是既有生產體系、貿易體系，以及消費行為的總體轉變。更直白來說，武漢肺炎後的時代，終結的是過去數十年全球農業的政經發展情境。倘若我們進一步回顧「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Inte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的資深科學家Eric Toner，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接受《Business Insider》訪問指出——「我們（人類）正處在一個瘟疫時代」（Age of epidemics）。而同樣在今年初，由世界經濟論壇所發布的《2020年全球風險報告》也將傳染病列為全球必須關注的風險，顯示大規模傳染性疾病，對於人類社會經濟將帶來愈來愈嚴重的衝擊。全球化「加速擴散」疫情速度與廣度提出人類正處於瘟疫時代的Eric Toner，認為「全球化」是疫情大規模擴散的主因，事實上這樣的說法，也可以從不同層面得到驗證，比如1月26日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系統科學工程中心（CSSE）所提出的「新型冠狀病毒擴散模擬」（Modeling the Spread of 2019-nCoV），其模型的核心，便假設了一個由飛機所建構的一個「全球人口網絡」，而城市就是這個全球網絡的節點，人員流動最多的城

根據美國海洋大氣管理局（NOAA）在今年6月份的全球氣候報告（Global Climate Report - June 2019）中指出，今年6月陸地與海洋的溫度，比起20世紀的平均要再高於0.95°C，也是自1880年以來的最高值。「氣候變遷」對「農業」的影響，已是世界農糧組織（FAO）等跨國機構這幾年積極納入在「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議程。有關影響的討論是「雙向」的，除了有研究者檢討慣習農業大幅運用地力的生產方式，可能會加速暖化與氣候變遷之外，最受到關切的，莫過於氣候變遷對於農業生產力所帶來的直接、間接影響，包括強降雨、乾旱、病蟲害，甚至是海水的酸化。氣候變遷帶來新的「三農問題」聯合國在《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提出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SDG），其中，目標2、15是與農業直接相關的目標陳述，前者是站在糧食安全的基礎上，提出消滅飢餓與促進永續農業的目標，後者則是提出必須保護生態系統的

防止中國非洲豬瘟擴散至國境之內，已然是東亞各國在2019年初的核心課題，回顧非洲豬瘟病毒（ASFV）在20世紀初即在東非被發現，隨即被鄰近歐洲各國認列為「高度管制」的疾病。1950年代之前還僅在非洲大陸內傳播，但到1957年出現首次跨洲擴散（西班牙、葡萄牙）；2007左右進一步蔓延至東歐、高加索與中亞地區，大約在2018年中左右，中國則淪陷成為非洲豬瘟的重災區。因物流運輸，加速全球疫情擴散為什麼非洲豬瘟（ASF）會被全球認定為棘手的疾病？這部分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在2018年出版的「Handbook on African Swine Fever in wild boar and biosecurity during hunting」報告中，提到了三項原因：

美國副貿易代表Dennis Shea在本月13日參加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討會，提到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最新一次的貿易政策檢視會議（Trade Policy Review）之中，台灣承諾未來不再以「開發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y）自居。這對於台灣來說無疑是近兩年最大的事件之一。台灣將可能成為東亞僅次於日本，第二個在WTO中宣稱自己為「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y）的獨立關稅區（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如果再針對這樣的事件來進行觀察，台灣放棄開發中國家的立場，等同於在貿易談判中，放棄以「特殊與差別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的條款談判機會與立場。那麼台灣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宣

過去地球最熱的三年，全球關注的不僅是溫室氣體，還有農業。聯合國（United Nations）2018年6月份發布《UN Climate Change Annual Report 2017》的年度報告，不斷重申由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所提出的「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三年」的紀錄（2015、2016以及2017年），而在這一本看似年度定期出版的報告中，也是首次極為慎重地將「農業」與「氣候變遷」的問題相互連結成單一議題，並納入到多國必須排定的議程之中。從這樣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全球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已然從單純的「氣象變化」問題，回到更廣闊的人類經濟系統，去思考環境脆弱度下的產業的適應性。這樣的例子，便經常在會議中被提到——「農民經常需要仰賴到水源，但氣候變遷讓降雨、降雪變得不穩定的情況之下，農民將更為仰賴地下水的抽取，不過農業使用水源

在台灣鄉間的每個廟宇之前，都會掛上「風調雨順」的燈籠，這樣的燈籠反映的是農業生產者最期盼的情景，反映出農人們盼望今年、來年雨水跟氣候都能穩定，以讓農作生產可更為順遂。而在2016年的第二十二屆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國會議（COP22），共有197個國家宣布《馬拉喀什行動宣言》（Marrakech Action Proclamation），這個行動公約再次重申全球應以最高的政治承諾來應對「氣候變遷」。然而較少人關注的是：糧食與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也在本次的會議發表工作報告，嚴重揭示——氣候變遷可能持續為農業帶來的負面衝擊。

在早些年，台灣西部尚未讓高鐵貫穿之時，會這樣坐在鐵路車廂看著外頭的稻田，這個季節大概是二期稻作的盛長時期。如今，西部平原景況已多有不同，不僅有農舍夾雜於其間，更有許多稻田正處於休耕之中，或者改種牧草等作物。心裡頭不禁出現的疑問是：台灣的食糧真的安全嗎？其實，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在不同時空環境下，有著相當不同的演繹方式，如在戰時，它成為戰略物資安全的延伸思考，在台灣亦有這樣的思維存在，甚至影響了半個世紀以來的農業政策制定。如影響台灣農業發展最深遠的《農業發展條例》便是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全球對糧食供給穩定大幅感到恐慌氛圍下出現，也因此出現了「農地農有」、「農地農用」等政策詞語。在全球分工持續強化的如今，對於糧食安全思考，確實須進一步深化。2017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共同發布了名為「Agricultural Outlook 20

行政院第3541次會議之中，提出的目標在於：前瞻未來 30年的新產業、技術、生活的未來需求想像，然後再針對這些「即將出現」問題與需求，提出解決方案。倘若以字面上來看，不難看出前瞻條例的宏大，它不是為了解決短期的問題，而用一種「未來想像」來引導建設項目，甚至影響國家資源配置的思考。但，翻開草案總說明，卻未能發現任何一個以「農」為名的字元，也許這是一個極具意涵的隱喻，從中衍生出來的思考是：『這個國家對於農業十年後的想像是什麼？』或者，這始終不在政策視域之中。農業為何不在討論範疇？然而，對於「農」的討論是重要的，這不是因為出發於農業自身，而是因為農業問題在現實的討論上，反映的是不同部門資源的移轉，影響了國土之內的土地、水資源的配置。這樣的問題，對於台灣來說往往起了很關鍵的作用，而這也是為什麼，諸如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或者地方政府大型的開發計畫（如中部科學園區等），會出現如此多的辯論，甚至在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7月三讀通過，總經費與期程，得以特別預算編列或舉債辦理。然而，在建設項目持續擴充的情況，縱然第一期編列4200億，但仍會呈現經費短缺，也正是因為如此，如今增加了後續預算可續編的但書。藉由公共投資來促進國內投資，主要依循凱因斯的理論思維：政府必須跳脫預算平衡，可藉財政赤字推動公共建設，這樣的思維對於政府而言，相對於其他可以「在數字上促進GDP增長」的手法來說，工具是立即、可行的選項，但國際上依循此一想法推動政策的成功案例雖有，但失敗案例，也並不在少數，因為成功的關鍵並不在於投資的金額，而是「財政紀律」以及帶動「民間參與」的機制。臨死的地方財政，高度仰賴舉債公共建設被視為政府投資，那同時也就意味著它有「風險」，而此一風險會隨著該政府的財政體質健康與否有著相當高的關聯性。就財政部對於政府債務狀況的統計資料來看（2017年5月），台灣地方政府「1年以上非自償債務」（預算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