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爭議已久的台北大巨蛋案，將在5月13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第五次都市審議委員會專案會議，松菸公園催生聯盟發表幾點聲明如下：招標過程違法，監院正在調查2009年9月10日監察院糾正大巨蛋案之後，松菸公園催生聯盟繼續向監察院檢舉大巨蛋案招標違法與圖利廠商的弊端，目前監察院正在調查當中： (一) 開發量上限總樓地板面積之變更，針對不同廠商請求釋疑給予不同的回覆說明，已違反招標公平性。 (二) 本案申請須知公告開發量上限總樓地板面積變更公告程序，違反促參法與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三) 本案申請須知公告開發量上限總樓地板面積變更，違反促參法施行細則第40條之規定，涉嫌圖利遠雄巨蛋公司。 註: 遠雄巨蛋公司已依據請求釋疑事項回覆說明，將本案開發量上限總樓地板面積9.6萬坪視為法定容積樓地板面積，進而將最新設計之體育園區開發量增加至18.1萬坪，而北市府竟也同意遠雄巨蛋公司之規劃內容，顯已涉嫌圖利遠雄巨蛋

如果屠殺鯨豚是一項生態罪行，那麼讓救援的鯨豚，無奈的等死，是不是也是一項人間罪孽。故事是昨日擱淺的小抹香鯨，竟然像醫療人球一般，在無處可去，找不到救治場所，只能在岸上等待死亡。5月6日下午5點左右，海巡署通報一頭2.5公尺長的小抹香鯨，擱淺高美濕地消波塊旁，台中縣農業局保育課人員前往處理下，初步決定將抹香鯨推回海域，但是因為潮浪以及鯨體過大，無法推回海上，於是海巡署官兵辛苦的澈夜站立海中，幫助小抹香鯨保持平穩，以及呼吸通暢。一則看似溫馨的救鯨新聞背後，接續竟是一場小抹香鯨的死亡磨難，充滿離譜荒謬。一夜擱淺，主管救援的台中縣農業局，無法將小抹香鯨送回海上，但是根本也沒有能力把鯨豚救回陸地治療，這也是台灣許多縣市面對鯨豚擱淺，真實的處理困境，因為根本沒有收容的場所，以及足夠的照顧人力，所以多半只能推回海，任其自生自滅，或是再度擱淺死亡。到了六日早上，小抹香鯨依然存活，在推不回海上，又沒有死亡狀

童年時我陪母親回阿公家，有時她會帶我們去剖蚵仔。我的阿公半農半漁，他有田產也會下海，當時的大安港海墘村建立在小規模的經濟體上，說不上富足卻也能養活一村的人。而今三十年過去，一度說開發成濱海的遊樂場形同廢墟，村子裡留下的多半是老人，在城市賺了錢的人都已離開，進駐的工廠也不再提供老人家工作機會。無論哪一個政黨，在臺灣的經營理念都相當一致，就是開發「未開發的地方」，盡力讓「經濟」高度發展，這樣的理念從國家經營的角度來看或許不能算錯，但其中隱涵有一個危機：我們認為可以為了整體國家的數字漂亮，略過另一群「為數不多的人」的人生。他們也許仍想活在那個農漁村所形構的小規模經濟體系中，卻被盲目的「一致性」犧牲了。日前隨同中興大學人社中心的學者到彰化芳苑踏查，經過在地文史工作者的介紹，以及對部分當地居民的接觸，讓我至少感受到幾個層次的問題。宣稱92%供應農業用水的集集攔河堰，供水可以到達台塑六輕，卻無法進入像

媒體報導國光石化開發單位抱怨環境影響評估過程延宕時日，委員與民眾要求太多，為此拜會蕭副總統，希望解決此問題。從開發單位的角度來看，所有「耽誤」開發行為進行當然都是障礙。但大家都知道，開發業者所關心的是自己的財富能否增加，往往和多數人或國家的利益有衝突。此項開發案正是如此。批評環境影響評估「延宕時日，要求太多」乃部分開發業者的一貫伎倆。根據過去環境影響評估經驗，委員從收到環評書件到開會時間不超過十日，95%以上時間是開發單位自己用於書件準備；開發規模大，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自然深遠，該問的是環評會議中所提問題是否合理？為何數年來，開發單位一直無法解決這些疑慮？問題其實在於開發單位所製作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對環境影響避重就輕，企圖以不確實資料矇混過關；部分委員與關心的民眾因此一再提出質疑，開發單位不願面對或無意願提出確實可能影響，於是開始訴諸政治、媒體影響力卸責。根據經濟部資料，台灣在2008年

隨著氣候研究的進展，人類社會對於暖化的科學知識越來越豐富，當今學界雖然有少數質疑者，絕大多數的科學家都認為全球暖化由人類造成，而且影響深遠需要立即採取行動。相對起科學界的共識，一般民眾對於暖化的態度卻大相逕庭。以美國為例，耶魯大學的Anthony Leiserowitz博士在今年初作了調查(*1)，相信全球暖化正在發生的比例，從2008年的71%，下降到57%。相較於美國，歐洲對於抗暖化的相對比較積極，但是由於經濟危機的衝擊，根據2009年的調查，僅有18%的歐洲人認為全球暖化是世界上最緊迫的問題，落後於貧窮問題和經濟危機，跟上次調查的30%相比更下降了不少(*2)。民意是推動抗暖化減碳政策的基礎，在京都議定書即將到期的關鍵時刻，如此低迷的民意實在是一大警訊，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在大眾的心理，對於全球暖化的認知與行動與科學共識，存有這麼大的鴻溝呢？最直覺的答案，會歸咎大眾缺乏科學知識，認為

把車開進5月的瑪雅村，很難不被路旁一張張橫掛的紅色布條所吸引。布條內容從預告今年布農族的射耳祭、鄒族的河祭、一直到在村內跑跳的國中生考上高雄女中，全都透過紅布條跟來往的村民分享。特別現在還是水蜜桃的產季、也是螢火蟲大發生的季節，民宿逐一點燈、水果攤掛牌營業，就連進村前新修的泊油路，都讓人感受到原住民村落旺盛的活力。但在8個月前，這裏的村民曾在莫拉克颱風帶來的滂沱大雨中，驚恐地聚在避難處所不住地禱告。莫拉克颱風灌入的大水與土石，不只奪走鄰村族人的性命，也將村內聯外道路全數摧毀。全村居民瞬間成了氣候災民，逐一被直昇機接出安置在軍營；村民要到翻開報紙才知道這次的災情有多慘重，並聽學者說這次颱風正是氣候變遷的鐵證。 張智北 不認同暖化造就莫拉克莫拉克颱風雖已遠颺，但去年沖下的土石仍堆積在河谷裏，從中央到地方正繃緊神經準備著今年汛期的防災工作。不過，在台大大氣系任教的張智北教授，對於社會上普遍把莫

近期各大百貨公司正值母親節商品促銷之際，消費者在替媽媽採購禮物時，不知有沒有想過，即將購入的商品，對環境的衝擊為何?它是否過度包裝?它是否一定要購買從國外進口的商品?外包裝是否可以回收再製?商品製程是否會消耗大量能資源?在把商品買回家後，會不會讓媽媽一同背負破壞環境的罪名? 當然，大概只有少數的消費者，能很清楚地回答出以上的問題。就如同《綠色EQ》一書的作者高曼(Daniel Goleman)在書中指出，目前推行綠色消費最大的問題，在於欠缺關鍵資訊：消費者對某項商品幕後的製程、或是回收系統、或是所消耗的能源，是否會傷害別人與地球毫不知情。 只談回收 恐陷自我感覺良好甚至，當消費者開始學會回收商品、或是出門都已自備購物袋，他們就會覺得自己已盡了環保本份，反沒有辦法產生足夠的群眾壓力，來矯正某商品供應鍊實際上對地球的傷害。 比如說，之前有一家知名的咖啡連鎖店，為了響應紙杯減量的環保行動，

環保署日前喜滋滋地發表新聞稿表示，「我國2008年燃料燃燒排放CO2，較2007年減量達4.4%，為20年來首度呈現的負成長，除因大力推行節能減碳措施外，油價上漲、金融海嘯亦為因素之一。2009年燃料燃燒排放CO2，初步計算較2008年減量達5%，再度呈現負成長。」顯然環保署把20年來首度的連續兩年負成長拿來當政績炫燿。然而，在產業結構沒有往低碳方向轉型而住商部門（也就是馬政府目前有在努力推行減碳的部門，基本上就是辦辦活動提醒民眾要減碳以及推出電費折扣獎勵節能措施）排放佔比又不高的情況下，也就是這個社會的經濟成長動力仍未與化石燃料的使用有明顯脫鉤的前提下，這碳排放的負成長主要反映的是民間生產製造的不振、實質的經濟蕭條，而非新政府的減碳政策。根據主計處的統計，2008年與2009年的經濟成長率分別為0.73%與-1.87%，雖然表面上好像與碳排放量呈脫鉤趨勢，然而這兩年來的經濟成長率主要是靠

十幾年前，南部正在反對美濃水庫。當時，水資局和學術界中的專家，一再以「沒水庫，就沒水喝！」的口號對大眾洗腦，同時也製造了「喝水的高雄市民」和「反水庫的美濃人」之間的矛盾。十幾年後，八八水災後緊接著南台大旱，為確保工業和民生用水無虞，一萬九千公頃農田被迫休耕，不僅如此，本已停擺的美濃水庫、吉洋人工湖、士文水庫，水利界又重新倡議，他們的論調還是數十年如一日：「南台灣的雨季集中在5-9月，豐枯季節的雨量本就十分極端，如果不把雨季的水儲存起來，旱季就沒水可以用；其次高屏溪的逕流利用率非常低，讓白花花的水流入大海，實在太浪費。」因此，蓋水庫儲水是最好的方法。這個邏輯聽起來很合理，但是，放在台灣的環境條件和全球氣候變遷的情境下，就充滿了挑戰。短命的水庫能解決缺水問題？在地質年輕脆弱的台灣，山區裡能蓋水庫地方本就不多，壽命也不會太長，加上集水區的植被保護失控，河川的輸沙量非常大，使得水庫更加短命。以全台

最近林務局要在三峽鎮「滿月圓森林遊樂區」砍伐48棵柳杉，興建自然教育中心，這是多麼諷刺的事。當山友和愛護山林的民眾和林務局反應時，林務局新竹區林管處表示，原本要砍掉188棵，現在只砍48棵，好像「功勞很大」。這就是我們負責保護山林的管理單位講的話。對於負責保護山林的管理單位而言，188和48棵是數字問題但對於教育的角度而言，要砍48棵樹蓋自然教育中心是多麼多麼諷刺的事。如真蓋好了。請在館內告訴所有參觀的人說：這個館是砍48棵樹換來的。據荒野保護協會三峽聯絡處負責人吳珮怡說：日前登山發現數十棵杉林被噴漆為記、拉起施工警戒線，才知道要砍掉這批40、50年樹齡的柳杉。她認為自然教育應在森林自然環境進行，而非在木屋進行。我們身感認同，但我們更重視的是，政府的整體保護山林的政策是什麼？我們的教育政策是什麼？當我們進一步請立委和鎮長來幫忙時所得到的答案是：工程已發包沒辦法。如果是這樣美國牛肉進口立法院

台灣充滿活力，無畏權勢的環保運動者，儘管在資源困頓的情況下，仍扮演了這個社會的良心者、防腐劑，讓這個幽暗的社會看到一些亮光。然而，在經歷了1980年代社運和政治運動緊密結合期，2000年政黨輪替十年的重整期之後，普遍上，台灣的環境NGO都面臨了經營的困境。我曾向幾位環運幹部提出三個基本的問題：貴會的宗旨和目標是什麼？過去實踐了多少？現在組織的運作模式，能不能實現當初的宗旨和目標？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大都是否定的。顯然，也許目標的設定大而無當，也許組織運作出了問題，或許二個都有問題。組織、群眾、資金、人才想要抗衡政府和財團這種專業的破壞者、掠奪者，打遊擊式的點狀突破，或許是資源有限不得不然的形式，但是想要捍動整個體制，專業的組織還是比較有勝算。環境問題是世世代代都要面對的課題，唯有重視人才的培養，知識和經驗的傳承，才有可能壯大改變的力量。而這同樣要有實力、有效能的組織支撐。

2010 年的世界地球日堪稱是熱熱鬧鬧地過了，我們會看到在這幾年裡，它要走出那種環保運動的悲情與激昂，而試著擁抱向來無感的社會大眾。它企圖透過一種生活化的方式來向人們展現環保的親和，但卻很可能走進了迎合狹隘心靈的死胡同。它形塑了一個讓大家都能夠扶轎、鑽轎腳、藉此展示╱催眠自己對於環保的關心的機會；它也要盡量地降低門檻以使得那些嫌麻煩的人也願意參與進來。它要廣泛分送一種「只要......就可以......」的環保恩典，來安慰與鼓勵那些整天只掛念著自己的人們──它不知道這其實正支持著政府從過去以來的「舉手之勞做環保」口號背後欲模糊焦點的陰謀；它不知道熱臉選擇降溫來將就冷屁股的結果是組織的壞死；它不知道迎合大眾的結果其實是更加地孤立自己。又或許它知道！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顯出那些特別投入環保運動的成員的偉大高潔，唯有如此才能藉由唾棄這個世界上的人們而站在崇高無我的彼端，唯有如此才能夠好好地累積那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