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2002年間，行政院成立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在充裕國庫的考量下，開啟了一連串處分「閒置及低度利用」土地的序幕。這一波行動，在位處台北精華地段的信義聯勤俱樂部拍賣給財團之後，達到爭議的最高點。有識之士謂之為賤賣國土，圖利財團，紛紛緊急呼籲政府調整國有財產處分方式，莫把祖產賣光，為後代子孫留下留下珍貴的資產。 最近政府在「廢統」、「終統」爭議上與老美大唱反調。妙的是，其只管國庫帳面損益、棄土地多元價值於不顧的行徑，卻是亦步亦趨追隨老美的腳步。美國自小布希入主白宮後，放寬燃料效能標準、鬆弛燃煤電廠污染管制、以及退出京都議定書等開環保倒車的政策已引起諸多抨擊，較不為人知的是，其染指國土的舉措卻也不惶多讓。多年來國會共和黨議員頻頻提案要求釋出國土，儘管遭遇諸多反對聲浪仍不屈不撓，聯邦政府上月端出的年度預算，更赫然出現要求土地管理局（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與林務局（Fo

我出生在民國五○年代的鄉村，殘留在我腦海中的兒時家園印象，是塵土飛揚的碎石馬路，後院的芭樂樹、親手種植的空心菜、紅鳳菜等，星羅棋布的清澈水溝，壘石堆砌的田埂及堤防，當然還有到處活繃亂跳的小青蛙。當時的台灣屬於農業社會，沒有生態學者，但人們依循著生態學的原則生活。 為什麼我會這樣認為呢？首先我們來看看什麼是生態學，就科學上的定義，生態學是研究生物與生物、生物與環境之間關係的一門學問。所以在農業時代，縱使沒有生態學這門學問，人們已懂得生態學，而且需要生態學。因為生活中的一切都仰賴大自然，農民必須先觀察及瞭解環境，發揮在地智慧，才能永續發展及生存。就像台灣早年鄉下常見的灌溉埤塘、水圳網路及老石砌牆，都是先人向大自然學習後的智慧結晶。而這些和大自然共存的傳統工法，不僅造福人類，也提供其他生物生存的空間，是名符其實的「生態工法」。 「人文、生態、城鄉風貌」三者之間有著循環的關係，不同的生態環境，孕育

台灣招潮蟹是唯一以「台灣」命名的招潮蟹，是台灣的特有種；但因為不具經濟價值，始終未引起學術界、政府單位及社會大眾的關注與重視。 在民國76年時，彰化伸港地區因「彰化縣濱海地區海埔地垃圾壓縮填海及土地再生利用計畫」而興建垃圾掩埋場，該案雖已中途終止，但已經破壞了原有的棲地及景觀；現在，為了提醒大眾對海岸環境的重視，遂進行改善該地區海岸景觀環境的計畫，並以台灣招潮蟹的故鄉為工程的一個重點。 要做好棲地復育，必須要先瞭解標的物種的生活史；在對牠們的生活史不夠徹底瞭解的情況下，復育工程的施作就會有所缺失。 正如人做事都挑軟柿子吃，選擇容易操作的工作先執行一樣，台灣招潮蟹的生活史並不容易研究，到目前為止，學界只知道台灣招潮蟹成蟹的棲地需求及生殖抱卵行為；而大眼幼生何時、何處著地？稚蟹棲息在哪裡？仍然一無所知，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能認得出台灣招潮蟹的大眼幼生及幼蟹。

美國耶魯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於2006年1月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發表「先驅性2006環境績效指數」（Pilot 2006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EPI）全球評比結果。台灣在參與評比的133個國家中排名24，為領先的前五分之一國家之一，在亞洲排名僅次於馬來西亞（第9）及日本（第14）。有趣的是，2005年1月同一單位發表的「環境永續指數」（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 ESI），台灣排名全球倒數第2，引起國人關切。雖然EPI及ESI二者評比所用的指標不同，但2006年EPI的評比結果，或許有助於消除國人對台灣環境品質及永續發展的疑慮。 EPI指數由二大目標（Broad Objective）所組成，下分六個政策類別（Policy Category）及16項指標（Indicator）。二大目標為「環境健康」及

以官方要員與跨國企業為首、點綴以好萊塢巨星驚鴻一瞥的世界經濟論壇，一如往年於農曆年前在瑞士達沃斯召開，由於去年在該地發表的「環境永續指數」（ESI）台灣排名倒數第二，使得達沃斯論壇的一舉一動開始廣受各界重視。 然而，本文並非要談論世界經濟論壇，而是它的對應面──許多台灣民眾不知道的是，另一股企圖和跨國企業巨人相抗衡、以草根運動活力為主體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同一時間也在南亞的巴基斯坦、拉美的委內瑞拉、以及非洲的馬利召開。在這些地方，沒有豪華氣派的會議中心或黑頭車隊，沒有比爾蓋茲等級的世界首富聚集鎂光燈焦點，也沒有動輒以世界為規模的經濟論述撐場面；有的是，以校園教室、帳棚、街道邊為場地，幾幅手工繪製的POP海報，以手持擴音器，幾個人聚集就開講的工作坊與小型論壇。 是的，這就是每年吸引數萬人聚集的世界社會論壇，今年已經是第六屆，想來參加討論，有事先規劃好的

整個地球大地包含了地圈、水圈、氣圈、生命圈、資訊圈與文化圈，流動著許多訊息，如果只看其中一個面向，就不懂真正的生態；事實上，生態就是非生物與生物（含人）在時空中的互動，洞悉這些互動的機制，才算真正瞭解生態。我們從生態取得資源以生存，可概分為營生和營利兩種面向；營利是為經濟發展，而營生則可以達到永續，其中的判定基準在「well-being」。well是健康，being是存在；如果為了營利而破壞環境，就不對了。原住民長期住在山區，看懂大自然符號—「無字天書」，所以有辦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現代兩百年的工業革命，用一套不一樣的方式，取得很多資源，把「地」破壞了；這個過程中，只重視「人」，卻破壞了其他生物與環境。台灣人太重視營利，又不瞭解台灣的生態特色，因而破壞了山林。生態既然是時空的變化，就非常複雜，不能單純化處理。例如：國土復育條例草案中以1500公尺劃做界線，是把生態管理單純化，不符合生態原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日前舉行民間參與興建暨營運關山生態文化藝術休閒園區案的簽約儀式；教育部推出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委託民間參與投資計畫；而高雄市率先推出全台第一個污水下水道建設的BOT案。這些報導都指出，BOT開發方式已成為政府推動重大公共建設的重要手段，然而BOT有其發展背景及內涵，吾人不得不察。 隨著國內經濟成長，各界對土地的需求日益殷切，在供需作用下，土地價格高漲，造成土地開發龐大的資金壓力。以國營事業單位為例，或因過去的生產事業已無經濟利益，或因技術進步，土地可作高效率使用，使得許多土地得以移作他用。這些土地若全由國營事業單位自行開發，資金及風險壓力將過於沈重；若不開發又須負擔巨額的持有成本；國營事業單位或許會將土地出售，然而出售後，便無法掌握土地未來開發的利得。 另一方面，由於人口大量集中，使得都市土地細分嚴重，想要有大面積土地從事開發相當不易，除了公有土地、企業囤積的土地、或工廠轉

去年，美國環保署發現美國杜邦公司所生產的不沾鍋「鐵氟龍塗層」，在製程中所使用的介面活性劑全氟辛酸（PFOA，又稱C-8），有可能引發癌症、先天性缺陷及其他疾病，並且會經由孕婦傳給子代，杜邦二十年前即知悉此事，卻隱匿未依法向環保署通報，環保署進而起訴杜邦公司，全案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月十四日達成和解，杜邦付出了天價和解金一千六百餘萬美元，合新台幣約五億五千萬元的罰款與研究計畫經費。 由於不沾鍋是一般家庭裡極為普遍使用的鍋具，此事在美引起軒然大波，引起環保團體與消費者團體質疑。根據美國環保團體「環境行動團體」（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簡稱EWG）公佈的報告，九成以上的美國人血液樣本中檢驗出PFOA，他們並做了一項簡單的實驗後發現，發現以一般烹調程序下，鐵氟龍不沾鍋不出五分種即會釋出有毒物質；但杜邦公司仍堅持在正常烹調程序下，鐵氟龍塗料並不會釋出有毒物質，行成雙方各執

在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公共電視、台師大環境教育研究所與萬華社區大學等單位，合作舉辦2005年國內外十大環境新聞網路票選活動中，國內工業污染事件中以戴奧辛毒鴨蛋事件，與13億補償中石化污染受害者這兩件環境議題最受國人關注。而令人稍感欣慰的是，立法院中還有少數的委員做了些順應民意的工作。立院近日初審「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修正草案」，通過立委賴幸媛等人提出的部分修正條文。其中舊版第2條條文中，毒性化學物質的定義「人為產製或於產製過程中衍生之化學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將修正為「人為有意產生或於產製過程中無意衍生之化學物質，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毒性並公告者」。新版條文的目的是要確立，毒物產生者必須要對該毒物對工廠外部環境造成的影響負起全部責任。不論該種毒性化學物質，是工廠的目標產品，或者是化學反應過程「無意」產生的衍生物，即便該衍生物只有微量，工廠都必須扛起全責。如果-國民健康與環境安全-這個攸

搭配著南韓農民在香港街上檯神轎抗議衝撞，與楊儒門在土城看守所絕食，世界貿易組織香港部長級會議於18日落幕，作出在2013年底前取消所有農產品出口補貼的決議。取消所有在農業上的補貼，這種話在國際上已經談了很多次，但這次不同。這次會議立下了2013年這個時間點，窮國與富國也已經做了籌碼交換，大勢若定，只是，不管誰最晚放手，農民與環境總會受傷。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前一陣子發起一項行動，要求歐盟進行共同農業政策改革時，取消糖業補貼。歐盟農業的高補貼政策向來為人詬病，共同農業政策經費一直以來都是歐盟所有政策項目的預算中，比例最高的一塊，在2005年，歐盟拿了幾近70%的預算，去供養僅占歐盟人口5%的農業從業者。而糖業的問題在於，歐盟補貼歐洲糖農以壓低其售價，這一來使得國外的糖無法賣到歐洲，二來讓歐洲糖農也在有種有補貼的誘因下，耕種方式顯得為侵略性，不但大面積種植甜菜與甘蔗，擷取大量灌溉水源，更在

12月8日是林務局60週年，林務局最近以國家步道成果長、國家步道研討會、林業走入社區等一系列慶祝活動。巧的是，就在林務局盛大舉辦局慶之前不到1個月，坊間出版了一本外文翻譯書《森林大滅絕》，為全球森林在人類的消費需求下、以及跨國林業公司開發下的嗚咽發出不平之鳴。趁著這樣的時間點的巧合，我們正好可以檢視林務局作為台灣林業經營最高單位，這數十年來對台灣山林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未來的可能。 在國民政府治台初期，林務單位設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主要係承接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林業開發業務，無論後來改制為林產管理局、乃至於現在所稱的林務局，其定位都屬於政府的「事業機構」，直到1989年才改制為「公務單位」。換句話說，林務局存在伊始，便是定位在開發森林、貢獻經濟發展、爭取外匯收入的，從1952年至54年間，林產收入佔公有事業盈餘2至3成，即可看出端倪。 早期林務單位延續日本時代伐木政策，實行砍伐、造林

三合一選舉終於落幕了，激情過後，一些在選舉時不被重視的議題終於可以好好梳理一番、終於可以好好回歸到理性的問政及反省檢討。舉例而言，日前在「大西洋鮪魚保育國際委員會」年會中，台灣被指控包庇漁民在公海超量捕魚，還使用權宜旗船及洗魚等非法手段，因此受到國際制裁，讓台灣的遠洋鮪魚業有崩盤之虞，且國際形象及漁政自主權都受到嚴重損傷，類似這些重要的國際地位及環保生態議題才是必須花更多心思來探討的。但超量捕魚所引發的一個更深層且更普遍的議題是，台灣從來就沒有考慮到自然及人文資源的「容受力」觀念，最明顯的例子是，台灣各地的觀光旅遊點，只要一到假日便出現「香腸式交通」的現象──在通往旅遊地的路上塞滿了汽車，這就是因為缺乏容受力觀念所造成的交通擁擠。 容受力係指不會永久損害其所依賴的生態系統下，某特定物種在有限棲地中得以無限維持的數量。此觀念在1960年代被引用到都市環境規劃當中，企圖探討在不危及環境體系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