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之父──愛德華·奧斯本·威爾森(Edward Osborne Wilson)說:「砍掉一棵樹,失去的絕不僅一棵樹,而是失去已知及未知的生物。」建構完整的資料庫,成為各國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的目標之一,而「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簡稱TaiBIF 」,完整收錄了台灣物種資訊、公開分享,並藉此促進國際生物多樣性資訊交流。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TEIA)同樣長期致力推廣生物多樣性資訊,為使讀者更易獲得物種相關研究資訊,2015年,我們與TaiBIF合作,在生物多樣性、 生物簡介 專欄中提及的台灣物種,讀者都能透過名稱連結,進一步到TaiBIF網站上閱讀延伸資訊,對物種更添幾分認識! 2019年,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與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合作 出版《上課了!生物多樣性(5):愛知目標全球行動》 ,這是國內第一本深度闡述聯合國生物多樣性目標的專書, 並具體引介國際間邁向愛知目標的實際行動與國內外案例故事,現在 加入捐款支持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定期定額捐款500元(含以上),就可獲得一本,送完為止!
編按:人類集體生活發展到現代的極致,已經到了違反永續生態的境地了,然而,回歸原點思考,人的集居之地,也是「生物棲地」,在反思永續發展之路的關口,我們嘗試把生物圈循環不息的概念運用在人類的社區本身。本文介紹德國以人為本的永續社區行動,讓社區能源自給自足、減少建材消耗、將土地做最有效運用,將人的衝擊減至最低。巧妙的是,以「人」為本的永續實踐,與生物多樣性的觀念竟是如此不謀而合……以人為本的永續、生態、綠社區能源與環境的危機,讓許多國家興起一股所謂的綠建築設計與永續發展風潮,以試圖緩和日益惡化的地球環境。然而,大部分的成功案例還是侷限於建築尺度上,對於環境的貢獻緩不濟急。此時,綠建築行之有年也成效卓著的德國,卻已將永續議題向上提升至社區與都市尺度上了。
過去台灣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忽視自然環境的重要性,造成台灣自然資源漸次減少甚至滅絕,影響了人類的永續發展。生物多樣性的穩定與維持,是保持良好的環境供人類與萬物生存之所需。民間團體荒野保護協會於1995年成立後,希望以全民參與的方式,透過自然教育、荒地圈護等方式,守護台灣的自然生態環境。只要自然棲地獲得保護,就是生物多樣性、遺傳多樣性與生態系多樣性實現的保證。位於台北市的富陽自然生態公園便是荒野認養荒地的實例之一。富陽公園位於台北市大安區富陽街底,原來是軍方的彈藥庫,因長期管制且與六張犁山區相通,故保有較為荒野的生態。當富陽公園面臨人為濫墾、外來物種侵入及施工不當的危機時,荒野保護協會介入關心,努力讓棲地逐漸恢復原貌,如今富陽公園多樣的生態在綠地日益稀少的水泥叢林中,愈顯難得。
生物多樣性普查(biodiversity blitz,或稱bioblit)是在固定時間內調查固定地區的生物多樣性。調查的時間通常不長,一般設定為24小時,這也是生物多樣性普查字根「blitz」是來自德語「閃電戰」的意思。從科學研究到環境教育生物多樣性普查原先是針對純粹自然的環境,比如熱帶雨林、海洋等進行的科學活動,並將所紀錄的結果作為進一步科學研究的基本資料,並不是如今日般為了推動環境教育或在地關懷,而多將生物多樣性普查設定為一般社區民眾參與的活動;不過,在人們居住的社區或校園,甚至是在有污染侵害的地區帶領民眾進行生物多樣性普查,效果也不一定比不上在純粹自然環境中普查所得的結果,因為不僅參與的民眾會重新發現,原來即使在水泥化或受污染的地區裡,仍然存有許多繽紛且堅韌的生命,更會藉由如此的了解產生關懷,並願意參與將這些地區改變成生物們更美好的棲地。工業城芝加哥的科學家們曾經帶領民眾到垃圾掩埋場
2006年國際趨勢報導(四)――保育先鋒非政府組織(下)
要讓保留的棲地同時具有保育功能和經濟價值,必須要有保留區當地的居民參與;除了教育與推廣之外,還需要使當地居民有動機和責任保育保留區,或是說服政府,將保留區設計轉變為國家的資產及收入的來源。即使只是一小塊棲地的保育策略,擬定時仍然需要許多面向的科學知識,以及當地人文風俗的幫助。以保育生態系的尺度來看,究竟需要多大面積的保育範圍,才能將生態系維持下去、並對於外界的干擾和衝擊有足夠的緩衝與復原能力?對當地的居民而言,什麼樣的保育策略,才能真正兼顧於風俗、信念,甚至政治狀態?購買自然大多的非政府組織都已經體認到,光憑現有已經劃設的保護區範圍,想要拯救起地球的生態系和生物多樣性,實在是差得太遠了;不過,非政府組織也已經發現,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地區大多位於熱帶雨林國家,這些國家都可以接受以相對低廉的成本擴大或增設保留區、與政府商談兼顧保留區的保育功能和經濟價值。
2006年國際趨勢報導(四)――保育先鋒非政府組織(上)
全球保育運動的啟始,都是由非政府組織的運動開始的。非政府組織的興起與活躍反映了舉世公認的事實,就是環境破壞的危機已經愈來愈嚴重且迫在眉睫了。通常政府在保育決策上的猶豫與緩慢,肇因於政府更容易陷入經濟與保育的兩難中,且國防、政治等其他事務也牽絆住的心力,因此非政府組織(尤其是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便在這個缺位中,盡力動用民間的資源,也設法爭取政府的認同,用各種的方式延緩環境破壞的速度。從家門口到熱帶雨林以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看,最亟需要保護的「熱點」(hot spot,即生物多樣性密度較高、較需要保護的地區)一般位於中南美或非洲等開發中國家;但居住在北美或歐洲的人,雖然關心環境的議題,但大多是將心力放在居住環境四周的污染狀況、水源清潔,以及氣候變遷等,若問大多數的人是否願意每年繳些稅金或捐些所得支持開發中國家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大約都會得到驚訝或否定的答案,也因此,支持全球性生物多樣性熱點的保育工
從箭毒蛙的故事談起生長於中南美洲熱帶雨林中的箭毒蛙,體色極為多樣鮮豔美麗、體型小巧得可以蹲踞在人們的手指甲上;牠們通常只是慢吞吞的跳躍移動,就算天敵靠近也滿不在乎――就是這副美麗又慵懶的樣子,讓博物學家相信,牠們一定帶有劇毒。果不其然,居住在南美安地斯山森林中的印地安人,就懂得利用箭毒蛙身上的毒,他們會小心的拿吹箭摩擦箭毒蛙的背、取走一點點毒,然後把牠們放走。1970年代,化學家分離箭毒蛙的毒素,發現它含有的陣痛物質效能是鴉片的200倍,但毒性也很強,不適合直接應用於臨床,因此重新將該物質的鍵結和組成分子設計後,得到了數百種新的型衍生物,其中有些不但能壓抑痛覺,更能控制鴉片不能抑制的神經受損痛覺,而且作用時不會使人昏睡,比較起來也沒什麼明顯的副作用。
除了農業,另一個因著掌握生物多樣性而獲益的產業,便是醫藥了。人們常用的醫藥品,絕大部分來自生物,比如抗生素來自子囊菌、麻醉劑、止痛藥、人工荷爾蒙、抗癌藥物等,也都來自生物體;不過,即使生物多樣性可以作如此廣泛的應用,但真正已運用到醫藥上的比例,其實只有很微小的一部分。以子囊菌為例,人們已經研究過的子囊菌大約有3萬種,只是全部子囊菌的1/10,但在抗生素的應用上,子囊菌已作出了85%的貢獻。野生生物在醫藥上的潛力,其實遠遠大過目前已知的範圍。演化與藥用價值在生命演化的歷程中,幾乎所有的生物體都會演化出所需要的某種特定化學物質,以抗癌、殺死寄生蟲、或擊退天敵等。脆弱的毛毛蟲身上往往帶著毒素和鮮豔的警戒色,一旦羽化成可飛翔的蝴蝶後便不再需要這層化學防護;也比如許多植物的嫩葉中帶著有毒的丹寧而呈現紅色,丹寧會使取食嫩葉的草食動物輕微中毒、之後不再取食它們,等到嫩葉成熟、木質素發育完全、葉質變硬成草
基因工程技術可以說是分子遺傳學革命的附加產物,它大約起始於1970年代,然後在1980-1990年代悄然成熟。它給人們帶來了許多好處,當中比較直接的便是農業和醫學,而且隨著人們對於野生物種的熟悉度與掌握度愈高,便愈可以因著日漸純熟的基因工程技術得到實質的好處。農業發展與糧食植物根據資料顯示,雖然目前已知的植物物種大約有30萬種,但主要被人類拿來作為食物的大約只有一百多種,且這一百多種就包辦了人類糧食來源的90%;又其中有4種是攸關人類存活的,就是大豆、小麥、玉米、和稻米。這些植物會成為人類主要的糧食來源,倒不是因為本身有什麼特別的優勢條件,而是在大約一萬年前、人類的農耕技術開始發展並逐漸純熟的時候,它們正好就生長在主要的農業地帶,比如地中海沿岸、近東、中亞、東南亞、中美洲墨西哥等地。農耕技術的發展與糧食作物的改良是相輔相成的,當人類將技術資源大量投注在作物育種與改良的同時,該作物也會逐漸成
對基因改造產品(GMO)進行管制已是許多國家的既定政策,從試驗、核准上市到標示、進出口貿易等均有規範;然而,不同國家對GMO所採許的管制策略都不盡相同,因此,如果出口國與進口國的規範有差異,便會產生貿易糾紛,日前美國將歐盟長期對GMO的進口管理,導致出口損失的案件提到世界貿易組織(WTO)糾紛仲裁,即是顯著的例子。雖然WTO支持美國等申訴方,但並未公開決議內容,在可預見的未來,隨著基因改造作物的種植面積與產量的增加,此類糾紛也可能會愈來愈常發生。為什麼GMO需要管制,而且各國之間有不同的規範呢?人體健康是首要考量
21世紀的全球化年代,人與人的生活型態日趨接近,人種的傳統居住疆界,也在全球化的外力驅動下,逐漸消融。不同膚色、語言、文化的各類族群,為了經濟貿易的理由,或者被政治、宗教、戰亂、災難逼迫,不得不跨越洲國,在異文化的陌生環境,重建起與原本在地民眾比較,相對弱勢的新生活。英國的族群多樣性現實世界中所謂遙遠的「他鄉」,通常是已開發的歐美民主國家。在這裡,雖然大家身處相同的現代生活基本框架,使用同樣公共空間、閱聽同樣報紙電視、搭乘同班公車地鐵、由相同政府法律規範。但對人不親、土不親的新興社群而言,脫離與原生土地、聚落,甚至語言、傳統文化間的聯繫後,該如何找出新族群對新環境的認同?而在認同新環境後,更進一步,我們能否以保育生物多樣性的角度,期待新加入的族群,對保護新舊群體皆賴以維生的環境,也貢獻出自己的心力?
戶外課收獲滿載如果說室內課的安排讓同學獲得知識和概念的學習,那3天的戶外課就是最好的實務觀察課。我們去了八里的挖仔尾看各式各樣的螃蟹,到關渡自然公園學習濕地的多樣性、濕地的功能,並欣賞夜晚濕地的美景;在石門的富基漁港進一步認識台灣的漁業文化和各式漁具,同時也帶出目前日漸嚴重的海洋議題;在阿里磅生態農場裡我們觀察溪流的生態環境,也被夜間豐富的青蛙生態嚇了很大一跳,璀燦的星光則為我們的夜間觀察增添許多美好回憶。在陽明山國家公園我們學習到國家公園在生物多樣性上的保育功能,當然也同時鍛錬我們的體力(尤其是工作人員啦),因為在海拔1,221公尺高的七星山頂,也有我們的全體人員滿身大汗的快樂合照。
一直期待自己能成為引領別人走入自然、關懷世界的那扇窗。投身在環境教育的領域中也有一段時間,辦過各式各樣的營隊和活動,短則1天,長至5天,有時候卻忍不住懷疑起,我們這麼做到底能創造多大的改變?這些真的是他們需要的嗎?所投入的領域真的是這個社會所欠缺的嗎?我們所努力的一切,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呢?這樣的疑惑總是在我日復一日的工作之餘盤旋在心中,久久不散。2006年,承接了國立台灣博物館「青少年生物多樣性俱樂部(Youth Biodiversity Club, YBC)」暑期活動,運用暑假期間的8個週六(5天的室內課和3天的戶外課),操作由世界自然保育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 WWF)出版的「野生新視界――生物多樣性基礎篇」教材,陪伴35位國、高中生,開啟他們關懷世界的眼睛;而我先前的疑惑,也隨著活動一天天的舉辦,逐步轉變成堅定內心的信念和無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