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報導

4萬5千人湧入哥本哈根，擠爆Bella Center。非政府組織(NGO)領取黃色名牌，但可以成功進場的人數則連日縮減，從第一天15000人一路減到7000、1000、300到100。領取粉紅色締約國(Party)名牌的各國官方代表團，也從17日開始僅限四人入場。只有巴西代表團策略成功，派遣將近900人與會，其中包含官方與非官方人士，成功地爭取到90人進入高層協商。截至目前為止，所有外電顯示，談判進展遲緩且陷入僵局。BBC哥本哈根下午兩點實況轉播新聞時段透露出歐巴馬可能在閉幕式缺席的訊息。泰國總理Abhisit Vejjajiva大聲疾呼富裕國家要領先負起減量責任。事實上，氣候談判的四大支柱（building blocks），減量、調適、資金援助與技術移轉都是難題，但以減量最為複雜與迫切。本文以下擬就若干主要溫室氣體的排放國立場進行彙整，並試圖做出比較。

今年的台灣的極端氣候，大家都可感受到；才剛面臨旱災的危機，卻又忽然來了莫拉克颱風，帶來破紀錄的雨量，而因為我們身處在太平洋上的小島，暖化造成颱風強度增加，未來將受到更嚴峻的天災挑戰。暖化衍伸的問題不僅在極端氣候的強度和頻率增加，還包括對糧食生產的影響，如旱澇交替和夜間溫度的上升導致作物產量減少等；今年台灣多處稻米產區因為氣候異常導致病蟲害增加，而出現「空包稻」情形，便是一例。對於糧食自給率僅約30%的台灣，除了如何保有足夠農地，暖化也是須面對的課題。氣候變遷的威脅在國際政治上，「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以下使用縮寫UNFCCC)協商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是唯一約束各國對氣候變遷責任、減量、因應策略等的法律文件，規定工業化國家與歐盟共37個成員，於2008年到

三、發展中國家是否應承擔適當的減量行動根據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後京都協商的重要任務即是針對工業化國家在《京都議定書》第二階段的減量承諾進行談判，但事實上，所有工業化國家都期待發展中國家也要納入國際的溫室氣體減量體系，過去十年，這也是美國小布希政府抗拒《京都議定書》的主要原因之ㄧ。這樣的主張，除了在概念上共同分擔溫室氣體減量的責任之外，據國際能源總署估計，從現在起到2030年全球所增加的排放，97％來自發展中國家，其中約7成5來自亞洲及中東的新興經濟體，因此，就實際排放量而言，發展中國家似乎也很難迴避減量的責任。面對美國、澳洲等工業化國家要求開發中國家承擔溫室氣體減量義務的壓力，以中國、印度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堅持「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不承擔有法律約束力、量化的減量責任，他們認為就公平性而言，工業化國家對引起全球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排放負有較大的歷史責任，應率先承擔減量義務。歐盟則強調最好的方

「峇里島路線圖」是國際氣候政治妥協的產物，它雖然未能納入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與期程，但它涵蓋的主要元素：溫室氣體減量與永續發展目標的結合、強化調適策略、技術移轉、以及財務機制，已成為目前200頁談判草稿的基礎架構。在南北矛盾的氣候政治基本格局之下，後京都氣候談判面臨以下五大難題。一、美國能否展現領導全球氣候政策的政治決心十多年來作為反對訂定減量目標的頭號國家，美國一直是各方撻伐的對象。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簽署，當時擔任代表團團長的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然而面對國會的強大反對聲浪，在柯林頓總統任內終舊未能批准議定書。小布希政府自2000年上台以來，外交上的新保守主義作為，加上九一一事件後反恐的全球戰略及單邊主義的政策思維，幾乎背離所有盟友，下台前仍不改其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的政策立場。不過在小布希總統主政後期，已可約略觀察到態度的轉變，2007年的國會國情咨文中，他一改先前

全球矚目的「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即將登場。而其針對規範各國的「京都議定書」，進行2012年後的具體目標及積極做法，進行討論。其中以美國能否展現領導全球氣候政策的政治決心與工業化國家又如何化解分歧的減量責任等問題，成為棘手欲待解決的首要之務。2009年是「氣候公約談判年」，來自180多個國家的代表8月中旬在德國波昂結束了「長期合作行動特設工作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AWG-LCA），以及「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Further Commitments for Annex I Parties under the Kyoto Prot

經貿密切安全仍存有風險在諸多貿易商品中，食品與人類日常生活的關係最為密不可分，同時在國際貿易糾紛發生的比例中居於首位（約26.8%）。食品貿易因此可說是全球經貿活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註24），在農產品的出口總額中，食品就占了近80%，而食物對於人類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註25）。所以倘若食品的安全性出現疑慮，或是對於此種疑慮所導致的風險與實害沒有辦法加以排除或控制，對於國際貿易和人體健康的負面衝擊將是深遠與難以估量的。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強調效率與創新，巧妙地把傳統食品產業與貿易和生物科技等新型態的工業模式相結合，在某程度上創造了更大的市場與商機，但也同時對許多小農形成無比的壓力。絕大多數的傳統糧食供應者，在全球市場上喪失了存活的能力與競爭性，取而代之是大量的食品量販業者，與資本雄厚的跨國食品公司，這正是導致目前全球食品安全堪慮以及影響全球糧食供應與價格起伏的關鍵因素。（註26）

中國欲統整食品安全監管系統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食品安全一直是該國施政和管理上的一大難題。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政府的監測與執法能力不夠，而各省或各食品產業的地方保護主義觀念興盛，但對於保護消費者（無論本國或外國）的意識卻極度缺乏。然而加入WTO之後的中國，以極快的速度成為國際貿易市場上主要的食品出口國。據WTO的統計資料，中國在加入WTO的第三年，其食品出口總額就已經突破了2,000億美元，其中作為原料性的食物佔出口比例最大，而且還在不斷成長中。中國對外輸出食品最多的國家是美國，依美國貿易局的估算，他們從中國進口的食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要多2倍。因此當2007年「毒感冒糖漿」事件發生後，美國FDA拒絕中國食品入關（主要是由於污染或獸藥殘留物）的頻率就開始遠高於其他國家（註19）。中國境內接連傳出的食品安全問題也導致自己的出口食品成為許多國家設定更嚴格的檢驗標準對象。除了來自國際的

從經貿和國內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食品安全，各國之間往往因為發展程度的差異，使得彼此關於食品安全政策的思考和具體作為有相當大的落差，並且嚴重妨礙了全球食品建制的功能發揮。這個現象反映出食品安全的問題與經貿密不可分；二次戰後涉及國際經貿最重要的建制當屬關布雷頓森林體制（Bretton Woods System），當中又以規範各國貿易秩序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最具影響力並且在1995年之後成為制度化更高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然而，在GATT的年代，協定內容中並沒有直接處理有關農產品的問題，此種法規欠缺與當時各國間的經貿角力有關。時至今日，雖然在WTO的架構下有了《農業貿易協定》（AoA），但會員國國內的農業利益團體依舊還是在國家層次與國際層次上影響著食品安全政策的形成與運作。（註4）由於美國在二次戰後成為主導國際關係的主要大國，因此許多這個時期成立的國際組織均是為了維護該國的利益而

近日食品安全問題引起國人關注。本文透過法律面向的分析，比較美中兩國新立法擬定的食品安全制度差異，並就可能對貿易造成的影響加以探討，附帶指出台灣應如何面對國際社會在食品安全政策上的策略調整，特別在兩岸未來經貿事務可能更加密切，要如何提升國家的競爭能量。在強調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下，不安全的食品正透過國際貿易建立起的全球市場，掀起一波難以控制的跨國食品安全風暴。而原先僅限於消費者飲食健康的事件，在一系列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爆發後，成為國際共同矚目的議題。美國眾議院最近通過一項有關食品安全的新法案-「食品安全強化法」（FSEA 2009），此法修正現有的《聯邦食品、藥品及化妝品法》（FFDCA）。依據眾議員Dingell等人於6月8日提案時的說明，FSEA 2009的目的是為了修正FFDCA，以改善「全球市場」的食品安全。這一重大的轉變導致既有的各國食品衛生規範，或是全球性的食品建制（fo

編者前言：作者2009年9月25日從台灣出發，跨越數千公里，到南半球參予拉丁美洲最大也最重要的農民組織「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組織」（MST, Landless Peasant's Movement），學習其運動經驗與犀利的政經分析。據林深靖介紹，巴西土地問題由來已久。自從葡萄牙入侵巴西以來，土地就一大片一大片被貴族或武士所切割，而且就此一代代世襲下來。農民形同封建時代的農奴，每天汗水淋漓在土地上勞動卻不能擁有自己的耕地。1979到1983年之間，無數沒有耕地的農民工發動集體抗爭，兵發多路，佔領荒廢的土地。在諸多左翼工會和解放 神學神父的協助之下，運動組織日趨成熟化，終於在1984年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正式成立「無地農運動組織」。以下為作者初到巴西近一個月，寫下的觀察與體驗：初到巴西，在聖保羅鄉間的國際學校(Escola Nacional Florestan Fernandes)住了幾天，再到

前言：這次因莫拉克受災的區域，多數是原住民部落，其中又以排灣族受創的部落數最多，台東除少數魯凱之外，大部分災區都是排灣族的領地，而屏東三大災區當中，其中好幾個鄉也都是排灣族人的居住地。也因排灣部落受創甚深，有許多雖受災，但非重災區的排灣族人皆出手相助，如同樣在東部的 Lalauran部落（拉勞蘭部落，肥沃之地的意思），的青年會，災後迅速的組織協助救災，包含後續的部落重建。以下為拉勞蘭部落領導人之一的同時也是「獵人學校」的發起人Sakinu Yalonglong（亞榮隆˙撒可努）與訪問者之間的對話，請他分享這次排灣族的年青人如何參與救災，以及協助部落文化傳承。

前言： 高雄縣桃源鄉內，多是布農族的部落，莫拉克災後，全鄉有10個村受到影響，地貌變化巨大，各村受損情形不同，其中勤和、高中、建山村民已經陸續返家，其他族人多半還住在高雄營區內。 以下文章受訪者為復興村族人謝清蘭，她將颱風來襲的過程，村民在山上的應變，要下山的心情，以及自己對未來的想法，作了十分清楚的描述，記錄者盡量以全程聽打的模式整理，希望能讓讀者盡量瞭解受訪者想要描述的整體情形。 受訪者：謝清蘭，1963年生，高雄縣桃源鄉復興村，布農族人，務農，單親媽媽有3個小孩。 風雨開始至安置之前的狀況在山上設法去找水（2009年）8月7日晚上，差不多晚上10點多，開始斷水斷電，我的手機撥不出去了，那個時候是禮拜五嘛，本來就下一整天了，接著就是禮拜六，其實我覺得風不是那麼大，就是雨水，一直下一直下，我們也沒有自來水了，我們就靠雨水吃飯、洗澡、洗衣服，都是雨水，我們把可以儲水的全部拿出來，什麼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