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輕許一座不存在的玫瑰園?
「是不是一切努力都太遲?」去年七月底,離開日本九州水俁灣水銀公害地,返東京途中,在黃昏急行的旅座上,感到心倦身疲的思想著,公元2000年的臺灣會是怎樣的景象?首先浮現的,竟是如此灰暗而悲絕的問句。水俁慘案30年,留下斑斑血淚,至今無能拭乾;為什麼這些年來,沒有人告訴我們這裡的悲劇還未結束?為什麼一波又一波的訪日考察隊伍,離開日本之後,都說日本已經解決了公害問題?為什麼真相如此難明?為什麼到了1986年5月31日的水俁症診撿記錄表上,仍有5000餘名疑似病患仍在等候檢查名單上的公害事實,被認為公害已經結束?這是哪門子魔術?當年奔走在公害現場的那些人如今安在?一名曾經為水俁症寫過揭發報導的日本記者說:「如今日本人民再也不想多看公害記事了,反公害已經是退時的流行。」在東京一家大飯店的咖啡座上,這位日本記者用倍感艱辛的表情說:「那是一段令人懷念的時代。」在陳映真主領的《人間》雜誌上,曾看過十分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