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家緯

若要判別政府的偽善程度，環境基本法是項極為適切的衡量依據。2002年12月11日環境基本法通過之時，原本各界寄望其能終結環境相關法令雜亂漸增的立法型態，以政策性的立法，達到「環境主流化」的理想，落實該法第三條中所揭示的「但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但實際上，過去十年來環境基本法是被各部會束之高閣。如當環保團體於立法院的公聽會中，強調環境資源部的組織架構設計，應以能有效落實環基法為基本準則，並要求環保署提出評估報告。但至今於組改審議過程，卻根本未見任何評估，困於員額與職等的爭論。此外，各環境相關法規、政策綱領的規劃時，均應援引環基法中的精神，例如經濟部提出能源發展綱領時，應將落實環基法中的非核家園以及稀有資源總量限制的概念，列為立法精神，但在整份文件中，卻是對此隻字未提。而於環境基本法立法滿十週年之際，環保署、經濟部、經建會、內政部等相關部會，

杜哈氣候途徑通往何處？一如以往，於卡達杜哈舉行的第18次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COP18），亦重現無法於正規時間產出具體結論，而仰賴延長賽時，各國的激情表現，挽救全球對於此多邊會談制度的決心。而此次名為「杜哈氣候途徑」（Doha Climate Gateway）的決議文中，其重要的內容如下：但上述產出與原本各方的期待有極大落差。如由多個環保團體組成的國際氣候行動網（Climate Action Network），其強調若欲於2015年時完成可涵蓋全球各國的議定書，以達到抑制增溫攝氏1.5度的目標，則此次會議中，應達成促使原本京都議定書中的附件一國家，明確承諾將減量目標提升至25%到40%之間，並以全球於2015年時停止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持續增長為目標。在調適方面，則是應具體承諾未來3年的調適基金的額度要比過往3年的快速啟動期的額度，提升一倍。

隨著經濟體系全球化，貿易政策對各國經濟結構的影響與日益增，進而造成環境品質的變化。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既指出貿易政策對環境的影響可分為以下4個層面：●產品效應（Product effects）：貿易標的物對環境的直接影響，正面的例子為污染防治設備的貿易行為，可協助進口國提昇自身污染能力。但另一方面，國際貿易也促使了有害廢棄物、電子廢棄物的跨國流動，導致環境負面衝擊；●規模效應（Scale effects）：因著國際貿易之因素，國內所生產的產品潛在市場增加，故整體經濟活動之規模將會提昇。而規模效應對環境影響主要有二，正面影響是生產效率的提昇，負面影響的則是特定污染性產業規模的增加，將耗損該國之環境涵容能力；●結構效應（Structural effects）：貿易自由化會導致該國經濟結構之改變。但若使貿易政策施行後，導致污染性產業佔比之增加，則對環境會產生負面衝擊。另一方面，若出國產品

「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比如說，鳥兒都到哪兒去了呢？許多人談論著它們，感到迷惑和不安。園後鳥兒尋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僅能見到的幾隻鳥兒也氣息奄奄，它們戰慄得很厲害，飛不起來。這是一個沒有聲息的春天。這兒的清晨曾經蕩漾著烏鴉、鶇鳥、鴿子、樫鳥、鷦鷯的合唱以及其他鳥鳴的音浪；而現在一切聲音都沒有了，只有一片寂靜覆蓋著營田野、樹林和沼地。」「不是魔法，也不是敵人的活動使這個受損害的世界的生命無法復生，而是人們自已使自已受害。」──瑞秋．卡森《寂靜的春天》重訪《寂靜的春天》整整50年了！50年前的1962年9月27日，描寫殺蟲劑濫用對公共健康以及生態衝擊的《寂靜的春天》正式出版。書中仔細分析農藥在環境圈中的流布，以及其對生態以及公共健康的危害，更重要的訊息是，本書揭露了人類毫無反思性對科技進步的追求，將如何反噬生存的根基。

歷經兩年多的籌備，近六個月的密集協商，十年一度的地球高峰會於日前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落幕。然而無論這場有將近九十國的首長以及四萬人參與的高峰會，是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自稱的『在里約高峰會是成功的』，或是如國際綠色和平執行長Kumi Naidoo所形容的『史詩級的失敗』，但從大會的協商最終文本以及在峰會其中各國與各組織舉辦的週邊會議，均展現出台灣不該忽略的信息。揚棄唯GDP成長的自由放任市場模式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當前歐債問題導致的財政緊縮，雖導致各國在此次峰會中對於各項財務捐助的承諾，均十分保守。但上述問題，卻也逼使各界於此次峰會過程中，需面對自由放任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各項弊病。如由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發起，由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多國前任元首以及公民團體代表共同簽署的>中，既明指需重新檢視當前經濟體中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以及要拋棄GDP作為衡量社會福祉的依據。1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中負責綠色經

當這兩週全民受熱浪所苦，揣想這是否又是暖化現象的另一徵兆之際，行政院通過《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以期降低台灣面臨極端氣候下所造成的衝擊。在該綱領中，官方除彙整國內相關學者提出台灣氣候變遷現狀與未來預估外，更就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與健康等八大調適領域，分析各領域所受氣候變遷的衝擊與挑戰。繼而提出「建構能適應氣候風險的永續台灣」為政策願景的調適策略，強調將依循政策與機制之整合、調適應以生態系統為基礎、人人有責、夥伴參與及合作、國際合作等9項原則，提出「落實國土規劃與管理」、「加強防災避災的自然、社會、經濟體系之能力」、「推動流域綜合治理」、「優先處理氣候變遷的高風險地區」、「提升都會地區的調適防護能力」等總體調適策略，並就八大調適領域提出因應調適策略，及落實執行的推動機制與配合措施。

歷經兩年多的籌備，近6個月的密集協商，10年一度的地球高峰會於日前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落幕。然而無論這場有將近90國的首長以及4萬人參與的高峰會，是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自稱的「在里約高峰會是成功的」，或是如國際綠色和平執行長奈度（Kumi Naidoo）所形容的「史詩級的失敗」，但從大會的協商最終文本以及在峰會其中各國與各組織舉辦的週邊會議，均展現出台灣不該忽略的信息。揚棄唯GDP成長的自由放任市場模式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當前歐債問題導致的財政緊縮，雖導致各國在此次峰會中對於各項財務捐助的承諾，均十分保守，但上述問題，卻也逼使各界於此次峰會過程中，需面對自由放任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各項弊病。如由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發起，由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多國前任元首以及公民團體代表共同簽署的《里約宣言：我們選擇的未來》中，既明指需重新檢視當前經濟體中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以及要拋棄GDP作為衡量社會福祉的依

另一種經濟範型是可能的「創造一個可增進人類福祉與社會公平，同時並顯著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匱乏性的經濟體」，是環境主義者的長久倡議的目標。但自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前述的目標，卻以「綠色經濟」為名，成了聯合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世界銀行等組織認為全球在面對失業率高漲、經濟成長停滯、環境壓力遽增等問題時，應遵循的轉型途徑。而且世界銀行此類發展援助組織對綠色經濟的響應，亦反應了其拋棄傳統的「先經濟成長，後談環境品質」的發展路徑，而意識到兼容性的綠色經濟範型，方為能為發展中國家帶來最大的社會福祉的發展路徑。具體而言，綠色經濟的實踐，乃是需創造一個使整體社會均意識到，未來收入的提昇以及就業機會的增加，應植基於可達到「降低溫室氣體以及污染物排放量」、「增進能源與資源使用效率」以及「避免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服務功能流失」等三大目的的相關經濟活動之投資。然若欲將現今被桎梏於資源耗用型產業的各項財務與人力資源

※ 編按：上篇談到GDP已不足衡量國家整體福祉，更應納入遭忽略的外部成本（如環境、社會福利等），各國漸漸意識到這點，也提出「超越GDP」的想法，但如何落實呢？臺灣是否能跟上國際趨勢，朝永續未來邁進？且看今日專欄。超越GDP，別人怎麼做？前述國際層級的大型研究，為「超越GDP」開闢了一條新的取徑，但各國是否願意跟隨，才是決定經濟體能否轉型的關鍵要素。當談到不盲目以經濟成長作為擘畫國家發展方向之時，不丹對國家幸福指數之發展與重視，是常被提起的正面範例。但其原本的幸福指數中，並未涵括生態系統項目。為了克服此項缺失，該國於日前參考TEEB分析方法，完成了生態系服務價值的總估算，估算結果顯示其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約為GDP的十倍。（註1）

※ 編按：一直以來，GDP是我們用來衡量國家經濟進步、成長的指標，只要GDP指數下跌，就好像人民生活陷入困頓，但GDP指數上升，真的就代表生活變得快樂、舒適嗎？事實上，已有不少學者專家指出，GDP指標無法涵蓋、反映真實經濟狀況，因其幾乎忽略了環境、社福等外部成本，在資源快速耗竭的今日，若想提昇生活滿意度，我們是否該換個角度思考，不再純粹追求GDP，而是重新看待地球自然資源的管理、分配，以及目前的生活方式？且看今日專欄。「主計總處下修GDP預測至3.38%」、「台灣首季實質GDP幾乎零成長」、「美國升今年GDP預估」等斗大標題一如往常佔據媒體版面，而所有關於公共政策的討論，依舊圍著這項措施可以創造多少GDP、會對GDP造成多少衝擊打轉，但似乎沒有任何媒體提醒身在這島上的人們，GDP與人類福祉（well-being）無法劃上等號。依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玆（Joseph Stiglitz

歷史的場景總是一再重複。2008年馬政府上任時的油電調漲爭議，4年之後，又再度上演。然而在兩黨均在「黃金十年」以及「十年政綱」之中明定能源價格合理化以及能源稅為應推動的政策方向之下，當前關於油電價格的各項論戰，又僅只回到媒體或名嘴道德式的浪費苛責，以及經營績效以及人事成本的檢討，而未能根本性檢視當前的能源價格是否合理，並進而思考如何反應其能源耗用所產生的外部成本。檢視當前的石化燃料補貼當前針對價格是否合理的論戰焦點，一是台電中油拿國際化石燃料價格上漲趨勢以及近年的虧損，再輔以油電價格的跨國比較，試圖跟全民說明當前價格過於低廉。另一方面，反對能源價格調漲者則開始訴諸於國營企業的人事成本、尖離峰的差異過大導致電力設施的浪費、民營電廠購電價格過高等因素。而在兩方缺乏互信之時，各自的分析是缺乏對話效果，亦無從走出能源價格的迷霧。若依據台電每年的決算進行分析，其成本結構上，燃料佔比達70%，電廠硬體

台灣因非身為聯合國會員國，導致無法以正式身分，參與地球高峰會。且本次高峰會的主席為中國籍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擔任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大使時，於2003年在世界衛生大會（WHA）會場外，曾以「早就給拒絕了」、「誰理你們！」來回應記者關於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提問。因此此次台灣代表團在參與峰會的過程中，是否會遭逢其他阻礙，亦令人憂心。即使未能實質參與，我們亦可從〈韌性的人類與地球：值得選擇的未來〉此專案報告以及〈我們希求的未來〉協商文稿中，梳理出國際上重視的制度變革，全面檢驗台灣既有法規與組織是否足以回應當前的環境與社會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