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家緯

隨著大選在年初落幕，社會從高度政治動員的激情中冷卻下來。若說這次大選中對台灣有何正面的意義，就是兩個政黨都以「10年」作為時間尺度，欲以較宏觀的觀點來提出台灣的願景。但兩黨是否真切關切台灣的永續發展，還是只是想謀取自己政黨的永續執政，全民可以未來這幾個月間，檢視其在行政與立法部門的作為上，是否有回應將於今年6月下旬於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第3次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的關鍵議題。從「我們共同的未來」到「值得選擇的未來」「永續發展」一詞，出自1987年的《我們共同的未來》，該報告亦為1992年首次的地球高峰會立下基礎，促成《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以及《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簽署。而25年之後，鑑於各項環境危機加劇，聯合國於2010年籌組了全球永續發展高階小組（High-level Panel on Global Sustainability），由芬蘭總統哈洛寧（Tarja Halonen

影片／OECD為「美好生活指數」製作的說明影片。(影片出自OECD的Youtube頻道)長久以來，GDP被視為衡量社會進步與否的最終指標，然而其重「量」不重「質」的侷限，是長久以來國內外關心永續發展人士屢屢倡議的論點，我們亦欣見在本次的總統大選中，各候選人對此均有認知，而連任的馬總統亦提出將要求主計處提出「國民幸福指數」。根據報導 (註1)，主計處亦將依循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去年度所提出的「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作為台灣幸福指數的參考。美好生活如何定義美好生活指數由「生活品質」、「生活條件」和「永續」三者所架構而成，涵蓋住屋、所得、工作、社群、教育、環境、政治、健康、生活滿意度、安適、工作生活間的平衡等11個面向，共以20個指標來衡量 (註2)。在全球一片追求幸福快樂而非消費成長的討論中，這個以經貿為主的國際組織作此宣示，意義非凡。而經貿水

彼得．杜拉克的名言：「If you can't measure it, you can't manage it!」被企管界奉為圭臬。同樣的，若欲試圖研擬一妥適的氣候變遷政策，亦須仰賴具有宏觀性的績效衡量指標，方能讓決策者走出許多公關式的減碳活動所創造 的迷霧，檢視耗用大量公務人力以及人民稅金後，是否具有實質效益。而由看守德國協會（Germanwatch）與歐洲氣候行動網（Climate Action Network）所提出的氣候變遷績效指標（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CCPI），由於該指標涵蓋了氣候變遷政策各個層面，故具有檢核一國的政策成效之功能。（1）氣候績效指數涵蓋全面並具有獨立性CCPI 共涵蓋權重各異的三大面向：排放趨勢（Emission Trend）、排放程度(Emission Level)以及氣候政策(Climate Policy)，完

當本次Rio+20永續發展高峰會將「以綠色經濟取代褐色經濟」列為全球共同議題，以及歐洲議會更呼籲建構超越GDP的社會福祉衡量指標之時，長期質疑與挑戰「奉GDP為圭臬的成長主義」的環境運動人士，應該感到慶幸。多年來的倡議，已被擺置入正式政治議程中。然將目光擺回台灣，我們更驚訝的是，這些概念，竟已進入到主流政黨的政策綱領之中。揚棄GDP主義的綠色許諾於民進黨蔡英文主席所主導的十年政綱中，其不但將「我們必須揚棄唯GDP 成長主義，改以創造就業、提高所得、提升生活品質的經濟發展目標」列為施政主軸。更於環境篇的核心理念中，明指「台灣必須調整過去『唯開發主義』的思考模式，轉向為『以生態為中心』，並以『調適』作為新的核心價值。」上述彷彿取自「NGO環境會議共識結論」的字句，一反過往的選舉白皮書中，常見的的「環保與經濟兼容並顧的平衡點」陳腐論調，的確讓整個十年政綱的視野與高度有所提昇。

「633跳票！」「農地上蓋豪宅！」「米酒總統！」，隨著大選日的逐漸逼近，各齣選戰大戲，不斷搬演。然當台灣社會關注著2012年1月14日的台灣總統與立委投票日，卻絲毫不覺在140天後的6月4日，將有另一場攸關全球永續發展的大事- 於巴西的里約熱內盧舉行的第三次的永續發展高峰會。Rio+20：邁向綠色經濟的制度建置此次「里約後20」（Rio+20）的會議主題有二：「綠色經濟」以及「永續發展的組織架構」。聯合國選擇綠色經濟作為議題主軸，主要是要倡議一個能真正增進人類福祉與社會公平，並同時顯著降低環境風險與生態匱乏性的經濟典範，以取代傳統惟GDP成長，卻遺留下龐大生態債務的褐色經濟觀。如聯合國規劃署在今年二月出版的《邁向綠色經濟：實現永續發展與消弭貧困的路徑圖》(Towards a Green Economy: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

「橘逾淮而北為枳」，是每當引進國際上新興環境治理概念時，最令人擔憂的狀況。而台灣「綠領就業」（Green Job/ Green-Collar Job）的推動，因著「將綠領就業窄化成綠能就業」、「欠缺綠能就業與能源政策的回饋」、「濫竽充數的綠能就業機會」等三重落差，正面臨此危機。被窄化與濫竽充數的綠領就業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定義，所謂的綠領就業是指在「減少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使廢棄物產量與污染物排放量最小化」以及「保護生態系統」四大領域中，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因此綠領就業並不會受到產業類別、企業型態或是城鄉發展差異所限制(*1)。因此在德國從事住宅節能設計，或是在台灣從事太陽能光電板的製造，甚至在哥斯大黎加從事森林保育巡守，均是屬於綠領就業的類別。但在台灣，綠領就業卻被狹義窄化為僅剩「綠能以及節能產業」

「世界核能營運者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Nuclear Operators，WANO）主席斯特里克（Laurent Stricker）接受《自然》期刊專訪時表示，福島核災或許標誌了核能業界的轉折契機。斯特里克表示，許多專家認為核能業界自鳴得意於核反應爐的安全之餘，往往忽略潛在的危險，而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的災難或許標誌了核能業界的轉折契機。WANO成立於1989年，總部設於倫敦，運作方式類似一國際性論壇，讓所有的核電營運者、各國政府、核電專家得以齊聚一堂，以改善核能操作上的安全。斯特里克是一位核能工程師，擔任過核電廠的主管，同時也是法國電力公司（EDF）核能事務的資深顧問。以下為《自然》期刊專訪內容，以問答形式發表如下：問：福島核災發生後， WANO應該調整其職責嗎？WANO迄今討論過從操作核反應爐學得的經驗，卻尚未討論核反應爐的設計問題。我認為WANO往後應該討論

日前自由時報摘譯知名的《自然》期刊最新一期關於核電廠周遭人口數之研究，警示台灣核一、核二廠為少數半徑30公里範圍內，人口超過500萬之高風險電廠。然除此資訊以外，該專題中還有以下三點，應作為台灣關心核安的民眾以及相關主管單位應重視之事項。一、核電廠安全度之變化呈現浴缸曲線（Bathtub Curve）趨勢：所謂的浴缸曲線是指其剛運轉時，因各設備未有效磨合，故安全風險較高。而歷經一段運作時間後，機組開始穩定，故風險較低。爾後又因機組硬體設備已屆壽齡，導致風險遽增。而核一與核二廠已邁入機組老化期，已達浴缸曲線中的風險遽增期。而尚未完成的核四廠，其因採用拼裝式設計，儀控系統整合困難，故若其正式營運時，其初期必定導致其高風險。由此可知，若政府仍維持核電延役以及續建核四的決定，將導致北台灣的民眾，在未來十年內壟罩在極高的核災風險之下。

表一／坎昆協議內容與國際非政府組織訴求比較。(趙家緯製) 墨西哥時間12月11日凌晨6點24分，COP16會議落幕。當大會主席艾斯琵娜莎(Patricia Espinosa)以『我知悉您的立場，但若無其他的反對意見，則此文本通過。』（I do note your position, and if there is no other opinion, this text is approved），阻止了玻利維亞代表的持續發言，全場來自各國的協商代表起立鼓掌。然而這個表榜『氣候變遷議題的國際合作新時代』的坎昆協議，是否真能成為後京都過渡時期的解藥？ 表一摘錄了坎昆協議的主要內容，並與國際NGO所提出聯合訴求進行比較。綜合而論，坎昆協議是將無視聯合國正式會談程序所產出的《哥本哈根協定》中所強調的減量目標設定、財務支持機制、調適策略等，在經由長期合作行動問題特設工作小組（long-term

若五都選舉回歸到城市治理之層面，則面對伴隨都市化而來的各類環境問題以及城市在全球環境治理的角色日漸重要的兩大趨勢，主流政治又做了哪些回應？而作為運動組織，又採用哪些策略使環境議題能置入選舉議程之中？若就客觀而言，當你檢視五都市長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綠色」、「低碳」、「生態」均見諸選舉公報，以台中市長為例，蘇嘉全倡議「建制低碳、會呼吸的健康生活環境」，胡志強標榜「建立低碳城市，推廣綠能交通，發展綠色經濟」。面對這類作文比賽，運動組織可採取的策略有三：「檢驗環境爭議個案的程度與態度」、「整體環境政策的評比」、「耙梳候選人與污染者的裙帶關係」，方能提供其他公民較可信的訊息，提昇環境議題在政治選擇時之重要性。然於此次五都選舉過程中，僅見第一個策略的落實。議題弱化 環團監督不夠力在「檢驗環境爭議個案的程度與態度」上面，地球公民基金會針對參與過「中油高雄煉油廠污染」與「台電大林燃煤電廠擴建」2案的議

自1996年起就以「爭取真正來自社運的政治發言空間」為名投入選舉的綠黨，屢敗屢戰，即使年初才因即將斷炊，對外告急募款，但在這次五都選舉中仍以極少的資源與人力，奮力一搏，推出5位市議員候選人；而自1995年起即致力實踐「不藍不綠」政治行動的人民火大聯盟，也推出5位市議員候選人。不算競選經費，兩邊光選舉保證金就要投入各100萬元，這次社運參政規模之大，著實讓外界吃了一驚。■社運組織在資源缺乏的情況下，勇於挑戰大選，雖然結果總是不如人意，但一次次叩關，也看見了一次次的進步。圖為綠黨7月13日至中選會外陳情，抗議選舉保證金過高，表示應廢除保證金制度。（文／林欣志　圖／中央社）無畏質疑 社運挑戰大選外界質疑在社運長期低迷的清況下，這個參選計畫是否切合實際？但對於這兩個致力於政治改革的組織來說，這似乎是一次不能缺席的戰場。至少對於綠黨內部而言，這也是一次不得不的世代交替，原抱著每個選區都能推出一位候選

報章雜誌上一個個斗大「亞洲核電大躍進！」、「世界核電發展：增長點將集中於亞洲！」，核電復興彷彿蔚為風潮。而台灣的核電複合體更慣於再補上個「日本宣佈將於2030年前增進14座機組，以因應減碳需求」、「南韓大幅投資核電，並將推動技術輸出」的訊息，試圖以亞鄰的「官方」舉動，作為說服台灣民眾揚棄「非核家園」的理想。9月18日與19日，來自亞洲各國的環保團體代表，將齊聚於非核亞洲論壇，分別從核電與地質條件、核電與氣候變遷以及核廢料等為題，共同思索如何突破核電迷思，迎向真正的永續能源。然而在此之前，並需先梳理亞洲各國目前遇到的核電威脅。亞洲的核能產業鏈根據統計，目前在東亞以及南亞兩區域，共有台、中、日、韓、印度、巴基斯坦7國擁有總計112座商業規模的核能發電機組，光日本一國即有54座機組。興建中的核電廠則有37座，其中22座位於中國，中國更規劃未來還要新增35座機組。日本政府也於6月宣佈，為達到減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