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自1979年以來，台灣的知識界和環保界，不斷的對核電的發展提出質疑。 10年來，以台電為主要對象的辯論過程中，已經不只一次的發現，今天的政府內部，並無真正的決心與誠意解決這個美其名為「原子能和平用途」，卻可能成為台灣人民夢魘的核電問題。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已經從過去的少數科學家與環保人士，擴大到核電廠附近居民以及整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過去數年，他們逐漸覺醒，他們很想從「大有為政府」的口中聽到，為什麼全世界核子事故一次比一次嚴重，台灣三座核電廠一年到頭輪流出事，而政府有關單位，卻一直不願對整個核電發展政策進行「再評估」？為什麼當台電的尖離峰用電的相差已經高達三座核電廠的總發電量時，政府竟不能督導台電進行合理經營電源的措施，任由這個一直浪費公帑，以及經營腐化且極有可能引發政治危機的公營企業，以「開發電源」的堂皇理由繼續豪取、浪費納稅人的錢？很遺憾的是，過去10年，這個自稱「創造台灣經驗」的政府

「公害政治學」這個名詞，是日本琉球大學的教授宇井純，在1968年所寫的一本檢討日本水俁地區水銀公害問題的書的名字。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宇井純分析公害的「社會病理」時，從公害發生的歷史因素與國家、住民、企業體與人權的關照，首次提出「公害政治學」的分析模式。台灣在此書問世20年之後，陷入同樣的「公害政治學」的困境中，而情況更形惡化。到底是什麼樣的政治、文化品質造就了今天台灣的公害？宇井純在分析日本列島的公害時，認為二次世界大戰的軍國主義興起，是日本公害問題的起因。由於軍國主義與法西斯的主張，人權的普遍流失、忽略，國家極權力量無限擴張，一切為戰爭、一切為「國家」的全民精神狀態，種下各型公害的根植基礎。太平洋戰爭的「戰爭工業體」所帶領的軍國體制，理直氣壯的征收人民生活的土地與資源。在戰爭工業下，許多工廠加入生產戰爭所需要的物質，在1950年代發生的水俁症，肇事排放水銀汙泥的窒素工廠，就是為了大量生

林園事件發生後，台灣的公害製造業者終於了解，過去的推拖方式已經不合用。對這些公害製造者而言，使他們必須付出「和解金」13億元，因停工而少賺近80億元的主要原因，除了怪運氣不好外，還怪政府有關單位太沒默契，而記者在這次事件中，大寫特寫，雖未站到居民一邊，但也「太不為石化業講話」，所以一至於此。這樣的不甘，使他們賠錢的事，進行得愈來愈不乾脆。事後檢討時，雖有部分工廠放出風聲說，他們原有計劃改善汙染，可是現在政府要他們賠錢，改善汙染經費又泡湯。言下之意，環保之事再說吧。林園事件並不會因為賠錢而了事，這是從中央到地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再爆發一次停工事件，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目前的汙染狀況與賠錢之前並無不同。可是林園事件對國內許多「好險」的汙染者而言，卻是一次警訊。他們之間已形成一些共同的想法。一致的努力是，如何避免賠錢事件再度發生。如何「解決問題」成了他們迫切的議題。「解決問題」有兩類不同的意思。

林園石化工業區停工事件，是今後台灣環境公害走向「黑吃黑」，走向「狗咬狗，惡人治惡人」階段的重要分水嶺。從汙染與被汙染的對立關係考察，這是一種「討債」行動；從汙染者與汙染者之間的矛盾關係來檢驗，必然是「你出賣我，我出賣你」的「吃人」階段；更從汙染者與內部工人之間的關係來觀察，一種混含有「大利滅親」卻用「大義滅親」為包裝的「內神通外鬼」裏應外合，將更激勵台灣草根性的反公害運動，走向全島性的結合。這個氣氛與實質對社會的衝擊，將在明年大選到達高潮。無政府狀態的反公害行動，自林園石化工業區從停工事件發展成「賠款了事」之後，已成了不可避免的風潮。在這個環境「據亂世」的時代，知識分子有必要為這一切發生問題的切入點，重新分析社會力，甚至對一些基本的名詞都必須賦予「階段性」的意義。「環境保護」與「反公害」成了不同界面的名詞。這兩個字眼在過去幾年是被用來描述，相當接近的意義。「環保運動」一直是這一系列社會運動

笨極了！有時候不得不佩服年長者的智慧與痛快。每次探索、調查一些與公共利益有關的事件時，看到、聽到的許多「官場現形記」，其中的可笑、沒知識、以為普天下都與他一樣蠢的荒腔走板形色，就不由得想起有一回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的談話。他談起解嚴之後的種種政府施政的荒謬時說：「這些人真是笨極了！」吳大猷院長以他慣有的萬事不在乎的表情，鄙夷的高噘他的嘴唇尖，皺緊眉心，似怒非怒的讓「笨」這個字，停在他的唇舌之間良久，然後，有如彈弓發射一般，將「笨」這個字勁射出去：「笨──極了！」。真是。有時不得不要佩服長者的智慧與痛快。吳大猷院長談話間，一再重覆使用的「批評語」是痛快，一直讓人記憶深刻。有些政府施政，政治團體的作為，政治人物的裝腔作勢「正義凜然」的怪模怪樣，若了真是除了動用「吳氏罵法」說聲「笨──極了！」之外，別無出氣好法子了。台北市的「七號公園預定地」的決策過程，是一個好例子。這個很明顯的是由一群拍馬屁與

誠實與誠意在中文的意義上，都由一個「誠」開頭，在不細想的情況下，好像是孿生的字：誠實的人必然有誠意，有誠意的必然誠實；唸來唸去，這兩個傢伙似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仔細推敲，則發現，兩個詞之間，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中國「差不多先生」的老毛病，在這類詞的使用方面，至今仍然相當讓人感到頭疼、難過。誠實是一個「相對的」有絕對標準的行為，雖然，有時不免會產生難以判定的「模糊地帶」，如美國總統雷根在「伊朗尼游案」的關鍵點上，都以「我忘記」來交待，沒有人知道，真實情形到底如何。年邁的人說「我忘記」是經常的事：雷根的「我忘記」自然有可能是誠實的，誠實的「模糊地帶」就是出現在這個情況。雷根不願在「到底知不知情？」這個可能引發嚴重政治風暴的選擇題上作答，他自己找了一個不必面對這個問題的作答方式，又可以「懸浮」自己的道德性。「知不知情」是可以證明的，「我忘記」則只有上帝才知道，一旦一個人說「我忘記」的時候，是誰都

過去一年的台灣，保護環境的運動力從理念說服轉向行動。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汙染覺悟，終引發草根住民運動對國家經濟發展內涵的強烈質疑。一連串的環境緊急行動所拉張起來的「綠色生活哲學」，正以「潑墨」浸染的柔紉張力，擴散全島。不同純度與深度的環境主張，形成前所未有的綠色漸層台灣島。從都市到鄉村，從意見領袖到平凡住民，「只有一個台灣」成為理情共同的呼聲。在這時期，我們的社會力、經濟力、政治力有了許多質與量的變化，其中的重點是，一、民眾自力救濟的「肌理」與知識分子的「實踐哲學」，已有接力點。二、政府的角色開始轉化，環保派與經濟派的權力槓桿，在找新的平衡點。三、工業界開始保密進行「逃難計劃」，以汙染工業為朝陽工業的時代結束。四、文化反省的「新生活哲學」，是社會精英分子的反公害新主張。這一年，台灣以初生嬰兒的步伐，走入多元社會的起點。政治經濟上仍然有許多過去40多年的戒嚴文化性格的滲透。「過去可以，現在為什

台灣地區嚴格說來，並無真正的環境運動者，因此，所謂專業倫理，就無從要求起。而那些「兼業」的環境運動者中，許多人還在傍徨，他們隨時可以從環境運動中自我退潮，對這類人物很難有任何的期望。這是開始討論這個題目之前，必須先說明的。因此，不如把題目轉移座標到目前的工作與環境運動有關的人，但他們卻未必自知是環境運動一環的人物。討論這些人物以及與他們有關的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將來的環境運動者可能遭遇的困局。在這個日益沉淪的環境結構下，那些有志於環境運動者，他們的救贖希望又在哪裡？環境運動的本質是人道主義，是一種最大包容可能的人道主義。環境運動所主張的基調，可以說都是源本於認定：反對、對抗是人類之「必須的信仰」；而環境運動的基本假設是，任何權力的掌握者，都是環境的破壞者。國家機器、文化霸權、執政者、官僚體系，他們的視野中不會有環境生態的關懷，他們會在政令宣傳中一再昭告如何如何的關心環境，如何如何有誠

彭福旋是臺北醫學院醫學系今年畢業生，7年的醫學教育剛熬了過來，他沈積胸中多年的願望──「讓窮苦的人脫解痛苦，使艱苦病痛的人得到安慰」──剛有起步實踐的機會；可惜，他在長庚醫院實習的最後第2個月，在為一名肝硬化病人抽血後，針頭刺了手指；這個尋常人看來不算「嚴重」的事件，竟伏下了2個月之後奪命的禍害。彭福旋死於猛爆性肝炎，他的父母人居日本，原是滿心歡喜趕回國參加他的畢業典禮的，竟出人意表的目睹人生最哀痛的恨事。彭福旋斷氣當天，恰好是臺北醫學院舉行畢業典禮的日子。長庚醫院814病房，彭福旋為一名病人抽動脈血，檢查血中氣體含量，床頭牌上病名「上消化道出血」。彭福旋抽完血後，必須馬上把針頭插入橡皮塞子內完成封閉，因為不能讓這筒動脈中血中的氧、二氧化碳與外界接觸，否則影響實驗室的數據。就在一剎那間，他扎到手了。醫師在為病人抽動脈血時，總在最後一關，扎到手，這並不是彭福旋一人才有的經驗。他當時想，病人是

自從前年中共想在三峽建水壩的事受海外學人不斷為文反對後，中共現代化的過程，可能給中國大陸自然生態、生活環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已引起世界關心全球性環境工作者的嚴重關切。注意這事件發展的過程，國外的環境方面的雜誌，已有愈來愈多的報導、研究，正密切監看著中國大陸的變化，他們也準備隨時向中共提出警告。最近，一篇發表在《環境》雜誌的文章《毛澤東後時代的中國環境政策》，作者Lester Ross就指出，「在經濟上的發展成功，可能的代價是環境品質的迅速下落，中國的官員與學者認為，情況已有改善，但他們的分析傾向於缺乏前瞻眼界，並以不典型的甚至是錯誤的例子，以偏概全」(…tend to lack perspective and make overly sweeping generalizations from isolated cases that may be atypical or even mista

1987年住在臺灣的人，感情上，最感衝擊的一事是解嚴。解除長達40年的戒嚴令，的確令人百感交集。既希望從此可以有更多的自由與民主，卻又不敢相信，解嚴了就可以有憲法所給予的基本人權。相信此時此地，這樣感受的人應有不少。看到許多知識分子，包括一些大學教授寫讚美「德政」的文章，真令人感到難過。局面如此，已無需再花筆墨去討論，去了戒嚴，來了國家安全法；解了嚴，卻還留下非常時期、戡亂時期、動員時期。這些加加減減，最後到底剩下些什麼？我並不是犬儒想法的人，卻也覺得，這時候下任何的結論都太早了，唯一能採取的行動應是懷疑。對當政者的誠意表示懷疑，何況是有一大堆的事實佐證的懷疑，只要是眼與心都雪亮的知識分子，應會明白，是最符合自己身分的做法。雖然這是十分得罪人的。但是邏輯應是，假如當政者，最終證明沒有誠意，知識分子還客氣什麼？反之，當政者真很有誠意，應有「能撐船」之肚量，受知識分子一點「酸氣」，算什麼？解嚴

生活在臺灣有一種煩惱：許多應做的事，被決策者長期擱置：在社會關心者的催促下，終於受「重視」之後，事情又整個變了樣子。那些在過去面對問題就無前瞻眼界的決策者，一旦下決心面對問題時，造成的可能是更多、更嚴重的新問題。這正是最教人煩惱之處；我們一方面希望整個社會有改革之機，但又擔驚受怕著那些執掌今日「改革之機」的手，就是多年來阻障「改革之機」的手。我們能對這些官僚期望什麼呢？如果我們不抱期望，那麼我們又怎麼在自己的生活目標的極遠之處，懸吊明日希望的燈火?那種換來換去總是「同一批人」的荒謬感，經常浮現心中。很難相信，那個當年高懸經濟掛帥的官僚體系，今日能夠一改素行，成為台灣環境保護的守護者?也基於這種懷疑的直感，我相信，我們應該記錄下，這「同一批人」是怎麼的無法自圓其說，而他們那種內外不能如一的窘態，又是如何的無法向歷史交待。流行、庸俗、工具化：7個字大致可以完全描述，今天台灣的環境保護政策及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