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環境

12月8日7時至12月10日12時啟動北京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 這是北京市首次啟動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北京空氣汙染嚴重。圖片來源：螺钉。CC BY-SA 3.012月7日北京市環保局發布上述消息說，為保護公眾健康，市空氣重污染應急指揮部於12月7日18時發布空氣重污染預警等級由橙色提升為紅色預警。 此前，北京市已於12月7日0時啟動了空氣重污染橙色預警。紅色預警期間，汽機車分單雙號行駛。 在此之前，北京只有在舉行重大活動時才實施汽機車單雙號行駛。 企事業單位可實行彈性工作制；中小學、幼兒園可以停課；建築垃圾和渣土運輸車、混凝土罐車、砂石運輸車等重型車輛禁止上路行駛；施工工地停止室外施工作業；工業企業按紅色預警停限產名單實施停產限產措施；禁止燃放煙花爆竹和露天燒烤等。進入今年秋冬季以來，北京已經遭遇數輪霧霾天氣的困擾。 今年10月5日北京啟動今年下半年首個空氣重污染預警，先後發布了8次空氣重

中國一方面在國內頒布限煤令，另一方面在越南投資興建多家燃煤電廠，為越南的空氣、水質以及人民身體健康帶來了潛在的威脅。離錦普市mong duong區幾百米外的地方就是一個巨大的煤廢料堆（如圖顯示，煤炭傳送帶後方）。附近的居民表示廢料堆加劇了這個夏天的洪災。圖片來源：中外對話堆積如山的煤渣突兀地立在Do Thi Chung所在的低矮居民區中。今年7月的一個晚上，暴雨如注，煤渣被雨水沖刷得肆意氾濫，形成一條條泥濘的河流，一路流到Chung家的門前。眼看著泥流要沒到膝蓋了，她不得不抱著孩子上二樓。如今，這座越南北部小城已經幾乎淪為廢城。家家戶戶的門和窗都被成堆的干泥漿堵得死死的，中心街道上一條污水河穿流而過，行人有時不得不使用簡易木橋通行。據Chung說，他們這個區共有47戶人家，現如今只有7戶沒有搬離，由於她丈夫就在附近一家煤礦工作，他們還留在這裡。她坐在廚房外的一塊油布上，忿忿地說到，「誰能想

中國水泥上市公司的大氣污染外部成本超過四成公司總收益。 如何降低環境代價，既關係環境健康，也關係公司自身的發展。在高過雲層的位置，水泥廠排放出廢煙冉冉上升。片來源：Jonathan Kos-Read。CC BY-ND 2.0上月29日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32家上市水泥企業在2013年產生了近2000億元大氣污染外部成本，占公司總收益的43%。 這一環境成本在商業決策中被嚴重低估。外部成本是企業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環境和社會損失，通常企業並不承擔，也很難量化。 由中國智庫「清潔空氣創新中心」和英國諮詢機構「TruCost」合作的這份報告，是中國第一份將企業外部成本貨幣化的報告。根據報告，32家上市水泥公司的水泥產量接近全國總產量的一半。 這些公司超過八成的大氣污染外部成本來自PM2.5和汞的排放，基本都是企業生產中直接排放所致。 TruCost亞洲業務主管黃超妮說，空氣污染社會成本的90%，

經濟近20年的自由化高速增長後，中國環保監管權力轉向集中化，但新政需要適當的平衡。在新的政策下，石化工廠的建設許可將更可能是中央批准，而不地方政府。圖片來源：pixabay在10月29日結束的18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宣布要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製度」。 會上提出了多項綠色目標，其中「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被許多資深觀察家視為一項重大舉措。 對他們來說，這實際上是中國環保領域十多年以來所進行的困難重重的「垂直管理」嘗試的最新一步。中國治理體制的一大特徵就是「條塊分割」：「條」指的是根據職能進行協調的縱向體系，而「塊」則是根據地域劃分的橫向系統。 在這個體制下，一個市級環保局要對兩個方向負責，「縱」向是省環保廳和國家環保部，「橫」向是市領導班子。 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多年前所指出的，中國改革初期做的是「增強橫向的地方權力而弱化同級縱向部門權力」，這樣就讓中央職能

四川省以低效林*改造名義毀壞天然林近兩萬畝*，並威脅到大熊貓的生存。 專家稱，利益追求者利用相關規則的漏洞謀利，當務之急應停止天然林更替改造。大貓熊。圖片來源：Martha de Jong-Lantink。CC BY-NC-ND 2.0四川省多個縣的天然林遭到砍伐，面積近兩萬畝。 毀林地區生活著大熊貓，並分佈有珙桐、紅豆杉等多種國家一級重點保護植物。 而毀林活動以「低效林*改造」名義開展。綠色和平通過遙感解譯和實地調查發現，被毀的天然林發生在世界自然遺產——四川大熊貓棲息地。 四川省是中國大熊貓種群的主要分佈省份。從2013年開始，綠色和平通過遙感解譯等技術手段鎖定毀林地點，七次奔赴四川進行實地調查，調查發現，從2009 年開始，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大川鎮和寶興縣蜂桶寨鄉新華村等地，以低效林改造的名義大面積皆伐天然林，種植柳杉林。

不顧冰川退化，以及珍貴自然資源的開採可能給鄰國造成的嚴重影響，西藏打算通過開發該地區的水資源推動瓶裝飲用水產業的發展。中國瓶裝水廣告。圖片來源：珠峰冰川本週，西藏自治區政府發布了一份十年規劃，鼓勵在這一生態脆弱地區大規模發展瓶裝飲用水產業。這份名為《西藏自治區天然飲用水產業發展規劃》（2015－2025年）的規劃要求，到2020年，西藏瓶裝飲用水年產量將提升至500萬噸。而新華社報導顯示，2014年， 西藏規模以上天然飲用水產量僅為15.3萬噸 。此番規劃堪稱大躍進。西藏水資源豐富，水資源價格比中國其他地區都要低廉。而且人們通常認為在水源上游、雪線之上灌裝的瓶裝水更為純淨，人們也願意付高價購買西藏出產的瓶裝水。這也不難解釋為何企業蜂擁而至，希望涉足西藏水資源開發。總體而言，西藏生產的瓶裝水在全國瓶裝水產量的比例非常小，但這種優質的瓶裝水被認為是中國日益繁榮的瓶裝水行業的增長熱點。

中國人口總數不到14億，但各地正在規劃建設的新城新區人口已經達到34億，很多新城淪為「空城」、「鬼城」，而集聚了各方資源的大城市又患上交通擁擠等「城市病」。中國最大的「鬼城」——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圖片來源： Robert James Hughes。CC BY-NC-ND 2.0中國新城區規劃人口達到34億，未來將出現更多的「空城」和「鬼城」。在最近召開的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年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郭仁忠這樣說。中國官媒新華網和市場化媒體澎湃新聞報導稱，中國城市規劃嚴重失控，省會城市平均一個城市規劃4.6個新城新區，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全國新城新區規劃人口已經達到34億人，而中國目前的人口不到14億，規劃嚴重脫離了實際需要。據新華網報導 ，在被調查的12個省（區、市）的156個地級市和161個縣級市中，12個省會城市共規劃建設55個新城新區，有一個省會城市規劃新建13個城區

2015年新年伊始，緬甸軍方突襲了由地方武裝實際控制的克欽邦內一砍伐現場， 逮捕了155名中國公民。這起在當時看似是混亂的權力爭鬥中的偶然事件，如今應當被重新定義，成為中緬雙方真正合作打擊非法砍伐和非法木材貿易的轉折點。令很多當地人意想不到的是，這起抓捕以及後續戲劇化的審判和大赦會釀成一起全球矚目的外交事件。沿著運河堆放的緬甸硬木原木。圖片來源：Adam Jones。CC BY-SA 2.0在克欽邦（ကချင်ပြည်နယ်，緬甸聯邦東北部的克欽族自治邦）伐木或運輸木材的中國工人稱，追捕和暴力事件堪稱家常便飯——一名常年在緬甸運輸木頭的雲南籍司機回憶說，他曾看到幾個湖南伐木工不幸踩到了地雷， 「被炸得粉身碎骨」。儘管被諸多中國木材商形容為「血汗生意」，許多中國勞工為求生或者致富，仍孤注一擲甚至舉債入緬。在上述實行抓捕行動的山頭， 據報導當時有至少1600名中國公民在附近山頭進行作業。事發後

防治土壤污染需要海量資金，但在污染家底不清的情況下開展大規模治理，有可能淪為環保產業的一場投資盛宴或遊戲。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中外對話。中國環保部 8月3日發布文章說， 「土十條」（《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即將頒布。今年中央下達重金屬專項資金36億元，支持30個地市重點區域重金屬治理和37個重金屬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示範工程。治理空氣、水、土壤污染被稱作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三大戰役。「大氣十條」、「水十條」都已頒布，唯有「土十條」還未公佈。據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院長張益估算，「土十條」發布之後，帶來的投資將遠高於5.7萬億元。由國土資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最新發布的《土地整治藍皮書》稱，中國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需要海量資金。並可以直接帶動土木工程建築等70多個行業的發展，間接帶動「水泥製造」、「採礦、採石設備製造」等近200個行業的發展。但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

中部城市河南省鄭州市自4月起，在市區灑水降塵治霧霾，平均每兩小時灑一次水，日耗灑水量3.5萬餘噸，而鄭州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僅為中國均值的1 /10。 這些水幾乎都是自來水管網中的「南水北調水」。 此舉引發外界質疑。 7月28日，因大氣環境質量排名連續數月倒數，鄭州被環保部約談，這也是新《環保法》實施以來全國首個被約談的省會城市。 其中，約談指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揚塵污染。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說，多灑水並不是治理揚塵污染的根本方法，對水資源緊缺的鄭州而言，此舉得不償失。「南水北調水」灑大街？據中新網8月23日報導，鄭州的灑水車在今年4月之前是上下午各灑一趟，目前則是一天灑水6趟，白天平均兩小時灑水一次，一輛灑水車一次裝10噸水，一天至少用掉60噸水。 報導稱，鄭州市一天的灑水量3.5萬噸，按每噸3.05元（台幣15元）計算，每天需要灑掉約10.7萬元（台幣54萬元）。8月2

中國被評價的城市污染源資訊公開平均得分由去年的28.5分提高至今年的44分，重點企業排放數據公開和環評資訊公開這兩項亟待加強。8月11日公佈的最新 《城市污染源環境公開（PITI）指數評價報告》顯示，中國被評價的城市污染源資訊公開平均得分由去年的28.5分提高至今年的44分。得分低的主要原因是重點企業排放數據公開和環評資訊公開做得不好。因為重點企業一般都是大企業，也是當地的利稅大戶，往往會受到當地政府保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這樣解釋。PITI 的誕生起源於2008年5月中國開始實施的《環境​​資訊公開辦法（試行）》，這個辦法第一次對政府和企業環境資訊公開提出了較為系統的要求。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與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在2009年合作開發了PITI評價體系，並據此對113座城市2008年度污染源監管資訊公開狀況進行了第一次評估。

在1992年那個酷熱乾燥的8月，河北省白芟村和河南省盤陽村的村民發生了衝突。雙方隔著漳河對罵並互相投擲爆炸物——漳河是灌溉系統紅旗渠的源頭，也是河北河南兩省的邊界。事發前一天晚上，70名白芟村村民涉入漳河修築攔河壩，要把漳河水引到他們的農田裡。盤陽村村民聽說此事立即糾結隊伍把築壩者趕走。兩天后，白芟村村民穿過漳河進入河南地界，並用爆破的方式阻塞了一條向盤陽村農田引水的水渠。圍繞水資源的爭奪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在紅旗渠發生的這些爭鬥有著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氣候、地理和社會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動20世紀90年代華北平原水資源衝突不斷升級。20世紀60年代早期紅旗渠建成之初，水量十分豐富。紅旗渠是大躍進時期水利工程樣板項目之一，並被政府視為大型地表水利項目的典範。然而，20世紀80年代之後，上游取水灌溉活動和當地工業活動大大加劇了下游地區的水資源爭奪。村子間的爭奪是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