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園

「目前世界上的物種，正以每天超過一百種的驚人速度消逝中，包括地球上75％的作物基因業已消失；倘若此趨勢未獲改善，預計2050年時，世界上約四分之一的物種就行將消逝。」因為人類的擴張、過度消耗自然資源、大幅改換原始棲地環境，許多生物已因此滅絕、或正瀕臨絕種，有些甚至未及被命名前，就已從地球上永遠消失了；近400年來，生物多樣性的大幅滑落，「人類」難辭其咎。學者Wilson, E. O於1994年提出上敘警訊（另地球高峰會業已於1992年訂定了「生物多樣性公約」），不啻當頭棒喝。他同時提示：維持天然棲地的完整性，是保育生物多樣性最基本的工作。顯見「生物多樣性」的問題，非僅侷限於保育少數明星物種的層面，而是涵蓋：基因、物種、族群、生態系到棲地環境等層面──各種生物相互依存，織就一幅複雜的生命之網，任何物種的消失或加入，都將使之改變，甚至造成瓦解。劃設保護區（包括國家公園），確是達成生物多樣性相當

 「山的那邊才是我們的家園。」太魯閣族的高順益牧師指向群山敘說，他的父親曾經如此告訴他。這樣的情境，對於其他原住民族群與部落，同樣一點也不陌生。隨著漢人陸續移民台灣、日治時期有計畫地遷居原住民族、國民政府時期將大量土地劃歸國有、及至晚近國家公園成立後的相關限制，族人們已一步步遠離其傳統領域，加上現代文明、西方宗教與資本經濟的交錯影響，甚至更加重了傳統文化傳承上的疏離。歷史的軌跡造就了現況的真實。也因此，當設立馬告國家公園的建議案被提出時，所有過往情緒的集結成了強固的反對力量（更早擬劃設能丹及蘭嶼國家公園時遭遇相同）；在這個背景下，「共管」機制的提出，成為化解衝突的一種可能。這正是建立一個全新典範的契機。「是否已做好相關準備？」是隨之而來大家普遍認知到的關鍵。因為共管的精神不僅包含共享共榮，還有共盡管理的責任，而這個運作機制在台灣的保育經驗和行政歷史裡，是全然陌生的；「部落地圖」此時正可供作

參與式經營管理，可以促使在地社群整合地方資源與激勵社會的支持，促進各界相互溝通、彼此尊敬，同時由於當地社群的穩定性與在地性，都讓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更具效率。許多學者的研究也顯示：只有當地的知識與意見受到重視，在地社群擁有決策自治權力，長期的經濟與環境計畫才有成功的可能。參與式決策的機制在去年於南非舉辦的第五屆世界公園大會中更獲得廣泛的注意，大會不僅首次邀請各國原住民和在地社區代表與會，更於《德班宣言和行動計畫》中明確宣告：保護管理策略要充分考量當地利益及讓當地社區參與決策。透過在地參與，全世界已有許多成功案例，例如尼泊爾的Machinda社區森林，11年前由政府管理時，自然資源幾乎消耗殆盡；後來政府將它交由當地社區林業團體接手所有的管理保護責任，以及一年一度的伐木工作，該收入用來興建學校的健康站和教室、支付老師薪水、訓練人才並救濟村內貧弱等。幾年下來，光禿貧瘠的山野又變回蓊鬱的森林，山崩嚴

 「我相信優秀獵人所擁有的知識，絕不亞於我們社會中受過專業訓練的科學家；例如關於北極熊、海象、馴鹿……的行為、生態以及利用等，完全能以愛斯基摩人的傳統知識書寫成冊。」李察‧尼爾生 (Richard Nelson) 在其名著「尋找失落的箭矢：獵人世界裡的物質與靈性生態學」中，曾生動地描述他在愛斯基摩人村落中，與獵人相處的種種經驗。這個可貴的體認，在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誕生時，還完全未被重視。當時為了維護足以與歐陸文化遺產相對應的「壯闊自然景觀」（型塑新大陸移民者對國家的認同）能夠完全免除人為的干擾，甚至強行遷移了印地安原住民；早期強調「無人公園」的管理模式，為後來許多國家，包括台灣所沿用。這種排除式的管理模式，由於過度偏重野生動植物與自然景觀的保育，對於原來生活在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原住民「嚴加防範」──包括嚴禁傳統採集與狩獵、隔絕其對神山聖湖的崇拜等，因而不時引發衝突與對立。19

案例1：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山的道路上，俯衝而下的大冠鷲與汽車相撞，當場慘死輪下；穿山甲被急駛的車輛撞死，陳屍路上。案例2：在遊客餵食下，新中橫公路上獼猴「逛大街」，常出現車輛閃避的驚險場面。案例3：每到夏季，墾丁香蕉灣一帶的陸蟹就開始準備產卵，但陸蟹過馬路產卵，卻常常成為車下亡魂。這些例子，清楚顯示了野生動物因為被道路等人為開發阻隔了交通要道，而無法進行安全的遷徙。基於這樣的考量，國內便出現多種設置「生態廊道」的做法。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採開闢地下穿越道的做法，設置誘導網和阻絕設施，誘引動物循地下廊道穿越馬路。在玉山，管理處則是以粗棉繩架設天橋，但後來發現這樣的設計只獨厚了會爬樹的獼猴，目前還在設計其他動物也可利用的廊道。而在墾丁的屏鵝公路上，則開闢了約50多條的隧道，專門提供給陸蟹使用。

當動物學家在1991年開始監測1匹狼的遷徙路徑時發現：從該年7月至1995年12月之間，牠的行徑遍及10萬平方公里的廣大陸域──涵蓋美國3個州和加拿大的2個省，這是當時所有的保護區都無法提供的廣大範圍……這項研究突顯了棲地規模可能正攸關著保育的成敗。後續更有學者研究美東及加拿大的野生動物保護區，進一步證實當保護區小於2590平方公里時，均有物種消逝的現象。因為隨著人類工業成長、經濟發展及都市不斷擴張下，造成自然野境面積銳減，同時愈來愈分散與破碎化。雖然設有國家公園及相關保護區，但彼此之間卻各自孤立，有如島嶼般產生地理上的隔絕，特別是對於遷徙性的大型哺乳動物，常形成難以跨越的鴻溝（孤島效應），大大削減了原來保育的良善美意。由於事關瀕危物種的存續以及能否保有生物多樣性，一股企圖將各個孤立保護區串聯起來的保育新思潮──「生態廊道」的概念，因此應運而生。1997年世界自然保育聯盟（The Worl

「你要讓陽光灑在心上而非身上，溪流穿軀而過而非從旁流過。」在博物學家約翰‧繆爾（John Muir）走訪優勝美地（Yosemite）時，其間崎嶇壯麗的山嶺、高聳雲天的樹木，以及一道道氣勢磅礡的瀑布深深撼動了他，從而發出喟嘆；也讓他深刻體認自然曠野之於人類心靈啟發的重要性。而這正是孕育國家公園保育思潮的重要開端。當時因為區內巨大的紅杉引來了無數的伐木者，自然環境與優美景致岌岌可危，約翰‧繆爾與友人開始四處奔走、呼籲，他主張森林與山川都是公有、民主的，必須對私人的侵占行為加以制止管理，以維繫自然環境的原始性。國家公園的觀念因此成為約翰‧繆爾自然哲學的中心，除了訴諸美的情操、科學的證據與道德的要求外，並且強調須與公共政策相結合。因為約翰‧繆爾的努力，終於在1864年促使優勝美地成為州立公園（1890年成為國家公園），同時間接促成全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園於1872年設立。約翰‧繆爾也因

由於長期以來，國家公園與原住民之間有許多衝突，促成行政院與立法院進行國家公園法自民國61年公佈施行以來第一次的修正工程，除了行政院的版本外，立法委員與國家公園學會共提出六個不同的提案。針對現行國家公園法幾乎無民眾參與管理的規定，這些修正提案都要求提高民眾參與的程度。各個修正版本對於民眾參與（尤其是原住民的參與）制度之設計有三種不同的參與程度，依其程度高低為：原住民立委要求位於原住民傳統聚居與活動範圍的國家公園成立之該國家公園計劃委員會委員中，當地原住民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各國家公園計劃委員會之任務為選定、變更或廢止國家公園區域或審議國家公園計劃，此案的參與程度最高，這就是由在地原住民「共治」國家公園的新典範；其次，依據行政院的修正案，各國家公園管理處應設置諮詢委員會，委員具當地地緣及身分者不得低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各國家公園管理處諮詢委員會之任務為參與國家公園計畫之訂定、修正，以及提出

知床森林100㎡信託 北海道，斜里町在1977年時，「知床100㎡運動」開始購買及保護國家公園中存留的私人土地，使其免於開發破壞。20年後的今天，募款的目標達成了，「知床森林100㎡信託」也開始了。知床，野生動植物的王國「知床」在愛奴族語中的意思是大地的盡頭。據說這裡是日本唯一一處未遭破壞的原始自然地。鄂霍次克海的碧藍、海上巨大的浮冰、環繞在海岸線的險峻峭壁、原始森林，還有那外形獨特、覆蓋著許多高山植物的山脈，這種種景色使得每個到知床的遊客都為之著迷。知床的原始自然孕育了豐富的野生動植物族群。1964年時，這塊遠離知床半島中心的區域，被劃定為國家公園，1990年起也成為森林生態系保護區。

日昨，宜蘭縣大同鄉的部分泰雅爾族人在高金素梅立委的帶領下，到內政部去「反馬告國家公園」，並高呼：「泰雅爾，站出來！」筆者自高雄親至現場，心想：「終於站出來了，泰雅爾族的朋友！終於積極地為馬告這片檜木林挺身而出！」只是，現場「反馬告國家公園」的觀點，似乎會把泰雅爾族人的自治夢給戳破。為何筆者有此憂心？據我從部落工作隊的電子報和現場的觀察、深思發現：泰雅爾族人和環保團體，對於將「退輔會」趕出馬告山區的理念一致，可是為何這次的行動卻視環保團體為眼中釘呢？回想自1998年到2001年，環保團體發動保護棲蘭山（馬告山）檜木林運動時，最重要的訴求就是要求退輔會全面停止枯立倒木整理作業，並退出棲蘭山區。而綜觀台灣目前的法律，只有成立「國家公園」，才能真正保護檜木林。可是，當時為何未見部落工作隊等反馬告國家公園人士的參與呢？今天，他們打著「誓死」捍衛自己土地的「聖戰」口號，帶著大同鄉的泰雅爾人來反國家公園

連監察院都可以被利用，何況原住民！1999年2月，迫於各界壓力，停止枯立倒木整理之後… 2000年8月21日監察院提出（八九）院台國字第八九二一ＯＯ三四號函之審議意見：「…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是森林資源永續經營之可行方式，故棲蘭山林區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應持續辦理…是以，該會（退輔會）應本諸權責協調、申復，俾使棲蘭山林區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得以持續辦理。2001年1月18日監察院國防及情報、財政及經濟兩委員會第三屆第十六次聯席會，又以（九十）院台國字第九Ｏ二一ＯＯＯ三三號函文，肯定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是森林資源永續經營之可行方式，故棲蘭山林區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實應持續辦理。對增置國家公園之必要，持保留看法，甚至要求行政院應督促所屬於研提森林生態系經營計畫及編訂示範作業林地子計畫及其他相關計畫時，將枯立倒木整理保育作業此列為重要的育林作業方式，以加強保育檜木，使之得以生生不息，達成森林生態

長年調查山林且1998年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以降，夥同研究檜木林生態之與泰雅族原文化的土地倫理，讓筆者深入暸解台灣土地文化的精髓，而政經社會變遷，十多年前筆者主張由水費等抽取「維生生態系成本稅」，提供原住民鎮守原鄉，恢復民族自信與文化，如今應已漸屬可行，而國家公園之融入原文化主體性亦屬必然。 16、17年前，筆者擔任國家公園保育暨解說課長之際，有原住民朋友抱怨山豬入侵保留地，卻因國家公園法不能狩獵而倍受山豬欺凌，筆者告知「依法你可以獵殺」，事實上歷來皆曲解國家公園法，此乃執行之偏差，非法之惡。不幸的是威權官僚文化，習氣始終無法逆轉。 1999年之後，民間力主棲蘭成立國家公園以捍衛山林文化，四大原則即國際走向、原住民主體性、民間監督、政府推動，許多原住民友人亦深表贊同，問題卻發生在國家公園主管單位並不隨民間演進，直到新政府成立，甚至於遲至2002年，情況始告轉機。 然而，伐木惡勢力利用原住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