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漢強

※ 本文原載於  2015年3月7日 《明報周刋》一個都不能少！有委員幾近斬釘截鐵的說，香港公共垃圾桶數量，減不得。香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屬下廢物收費支援小組早前開會，討論一旦落實收費，是否要參照外地經驗，大幅削減垃圾桶數量，促使公眾減廢。有委員認為，垃圾桶減少，公眾覺得不方便，便會亂扔垃圾。「方便」像個消音器，甫拋出來，反對分貝倏地降低幾度。也在會議室內的我卻不斷思索，與其「秒殺」減垃圾桶建議，我們是否該更認真地思考，香港垃圾桶是不是真的太多了？太多會縱容方便嗎？當然我們也該探究，減少垃圾桶與減少廢物量之間的關係？奈何會上未曾就此深刻討論。我決定反求諸己，逐一向香港政府部門查詢垃圾桶數目，同時向台北、首爾、新加坡、東京、紐約、倫敦、溫哥華等同類城市叩門，試著更立體地比對垃圾桶數量和人口比例等關係。數字會說話，亞洲減廢成效較佳的台北市和首爾，前者的公共垃圾桶不到3,000個，後者人口和土地面

※ 本文原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聽說，多了好多人到獅子山「朝聖」，原因，你懂的。走到*獅子頭的直幡遺址，腳下是千家萬戶，此情此刻，理應拉大嗓門，來一句「我要真普選」，可現實人生的劇本卻不是這樣──兩個「清潔工人」從山下開始，把腰板彎完再彎，沿途撿拾遊人遺下的垃圾。到達山頭時，4大袋差不多都裝滿了，要用擔挑扛。路上還遇上幾位年輕人，不知哪來的興緻，提着大瓶香檳上山野餐，看到「清潔工」，忙不迭遞上水果。想起來了，他們先前氣吁吁的挨石頭歇着，還向「清潔工」說「辛苦晒」。郊遊，沿途吃喝，會愈走愈輕；但清潔工，卻愈走愈重，愈走愈累。將心比己，年輕人說得出「辛苦了」，也是有感而發。這些垃圾，都是塑膠瓶、紙巾、零食包裝和果皮，乍聽都不重。然而，雖然一個人的垃圾不重，但是10個、100個、500個人的垃圾，就很沉了。聽說佔領之後，獅子山的遊人多了，垃圾，也多了。

兩位服務於不同環保團體的朋友，同一日跟我說要離開「傷心地」。其中一位慨嘆，「我沒忘記當年面試時組頭問我怎麼想來做。我答他：『我覺得世界不應該是這樣，雖然未必有能力改變，但我想幫到有能力改變世界的人。』今天，這裡已經變成一個遊樂場，我也不想留了。」當環保組織變成擺爛的玩樂場所，會是怎樣？這兩三年間，不是每個環保團體都是嬉戲的，但大多走到狹路關口。不說別的，過去大家都頂著道德光環，只有罵人監督別人的份，但近年來，卻不時面對外界手指指、附加兩句「環保膠」的挑戰。環團近年「少了聲氣」有挑通眼眉的朋友說，近年環團「少了聲氣」。這個聲氣，意謂倡議（advocacy）的運動能量，這也是環團的氣場。我在1995年當環保記者，當年做倡議的綠色組織，有長春社、綠色力量、地球之友、世界自然基金會等，還有一年後落戶香港的綠色和平。前四者人強馬壯，關注議題層面廣，主事者大都獲委任加入政府與環保相關的諮詢委員會，故稱

農曆新年之後，灰霾再度罩籠中國國土，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週二（2/25）上午「故意」不戴口罩，走訪北京南鑼鼓巷，官媒隨即發放微訊，稱「霧霾尚未散去，總書記已經走來」，又說總書記與民眾「同呼吸，共命運！」上下「同呼吸」 華北共汙染領導迫不急待走出來，大概是被接連敗壞的灰霾天給逼急了。全國有143萬平方公里遭劣質空氣汙染，北京、河北等地汙染再度「爆表」，首都中小學全部停上體育課，不少學校要將升旗儀式搬到室內舉行；北京大學校內蔡元培、李大釗、塞萬提斯等名人雕像，更被戴上口罩，反映民眾不滿。對於習近平的出巡，香港傳媒只報導了這場公關秀，卻沒有留意他在翌日，要求北京高層搞好空氣汙染。或許，領導人講話多了，如果「只是講」，誰也不再在意。在筆者上一篇評論中國空氣汙染的「遷都」文章，提及看過一張中國空氣汙染地圖，地圖上深淺斑駁，顯示中國內地在「細懸浮微粒」（PM2.5）威脅下，10多年來的轉變。愈淺色，代表空

受「細懸浮微粒」（PM2.5）毒霾的威脅，北京過着十面「霾伏」的日子。堂堂首都，在世界衞生組織公布的全球空氣汙染調查報告中排名1035，在1100座城市中倒數65。北京十面「霾伏」  人折壽5.5年更有外國研究推算，因劣化的空氣品質，包括首都人民在內的華北市民，平均折壽5.5年。究竟，中國有無遷都準備？遷都，不是筆者發起的。曾任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的湯愛民致力研究長期戰略與未來問題，在2006年便出版《中國遷都論》，指北京背負「世界十大汙染之都」汙名，該認真考慮遷都，其著作甚至連副都名單都提出了。同年，北京再受沙塵暴侵襲，479位全國人大代表也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遷都議案。中國歷史上也有過遷都，而遷都亦非中國獨有——德黑蘭同樣飽受空氣汙染和交通堵塞之害，伊朗議會去年底便提出研究遷都。可是，即使首都遷得再遠，亦只屬「斬腳趾避沙蟲」（編按：比喻因噎廢食），並沒解決實質問題──而北京面對的問題近

新年伊始，也試着為香港的環保運動來個回顧和敬禮。香港的環保團體近年迸發出很大能量，只要把時鐘撥回1997前，便能看出端倪──那時環保新聞雖談不上「稀有品種」，但也絕不會天天上報。然而，就以去年為例，本地報章雜誌刊登含「環保」二字的訊息多達33430則，平均每日91則。論數量，公眾能唸出的環團名字十隻手指數得完，遠少於社福團體，但論傳媒曝光，卻有過之而無不及。還看巷尾街頭，連賣菜阿嬸都說「唔使膠袋，好環保喎」，小朋友則嚷着「唔做大嘥鬼」（別當浪費鬼）。今時今日，沒人會再妄言否定環保，但是從「坐言」到「起行」尚有鴻溝。有心有力的環保團體好應該成為推進器，驅動箇中進程。來個快速倒帶，可以看到1968年創立的長春社，它是香港環保運動第一座的推進器，之後香港地球之友和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相繼在1983和84年登場。它們都是香港綠運的先行者，貢獻毋庸置疑。然而，當年幾個環團主要面向本地洋人及華人

蝙蝠一般怕光，但蝙蝠俠卻喜歡燈火通明的香港，這個月上旬要求60幢香港島的商廈連續10天把燈具悉數開啟，配合電影《蝙蝠俠—黑夜之神》的拍攝工作。事件惹起環保團體和部分商戶非議，質疑通宵達旦的把室內外燈光通統亮起，不但無必要，而且會製造室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與特區政府推動的「藍天行動」精神相違背。有傳媒更估計，若果全數商廈答允開燈61小時的要求，將多耗310萬度用電，約相等於產生2300多公噸的二氧化碳。支持開燈的陣營則認為，開燈配合拍攝工作，有助透過電影宣傳香港，開燈無傷大雅。 這次有關開燈熄燈的紛紛嚷嚷，再一次流於二元對立的爭論：環保就一定反對開燈、不開燈就不能提升香港形象，吸引遊客。這樣的討論，太多了，也太悶了，只會把彼此的成見愈拉愈闊，窒礙了視野之餘，令人渾忘了自己原來還可以從不同的高度，去梳理議題。

我不會說香港的夜景不美麗。啟德年代，乘著大鐵鳥在夜裏低飛掃過亮晶晶的香港。給燈火照得通透的彌敦道幾乎觸手可及，整個九龍像塊發光的電路板，縱的橫的任由亮光恁意切割。這一刻我閉上眼睛，彷彿仍能感受到當年的觸動。另一個天色清明的傍晚，跟日本友人跑太平山。在談笑間，陽光悄然避席，霓虹亮麗登場，燃點起山腳下海港兩旁豎得高高的小盒子。在友人日式誇張的驚歎中，我閃過一絲自豪。燈光=繁榮？然而，當我看到幻彩詠香江，這場每晚把光影圖騰推向極致的燈光秀，我猶豫了——我看到的是一支支張牙舞爪、粗暴的光束，肆意漂染夜空。當我看到在大白天還是一意孤行硬要照亮空置廣告板的大射燈，我失笑了——我看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射燈，和射燈背後，給「燈火等如繁榮」這個神話麻醉了知覺的人們。

全世界第一座取名「破壞王」(Destructor)的焚化爐，131年前在英國諾定咸 (Nottingham)誕生以來，圍繞焚化爭議的硝煙便不曾止息。1999年，全球反焚化爐運動步入高潮。這一年，菲律賓宣佈成為第一個禁用焚化設施的國家；同一年，比利時有乳牛因吃下焚化爐附近的二噁英（編按：即戴奧辛）毒草而「中招」，政府不得不緊急回收全球的比利時乳製品。 近年來，焚化爐欲借屍還魂，以「高溫焚化」、「氣化」、「共熔」等艱澀的名稱重新登場，希望藉此洗刷其負面印象。 香港政府也深信焚化是解決本地廢物「一『爐』永逸」的出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郭家強（編按：目前同時擔任香港環境保護署署長一職）去年底造訪焚化爐大國日本後，便用上「美輪美奐」等禮讚之詞，擁抱焚化爐的心意溢於言表。只是，政府沒想過焚化設施，也可以是死路一條。 當局原計劃在今年四月推出引入焚化爐的諮詢文件，沒想到文件尚未「出街」已經吃下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