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政

十幾年前，南部正在反對美濃水庫。當時，水資局和學術界中的專家，一再以「沒水庫，就沒水喝！」的口號對大眾洗腦，同時也製造了「喝水的高雄市民」和「反水庫的美濃人」之間的矛盾。十幾年後，八八水災後緊接著南台大旱，為確保工業和民生用水無虞，一萬九千公頃農田被迫休耕，不僅如此，本已停擺的美濃水庫、吉洋人工湖、士文水庫，水利界又重新倡議，他們的論調還是數十年如一日：「南台灣的雨季集中在5-9月，豐枯季節的雨量本就十分極端，如果不把雨季的水儲存起來，旱季就沒水可以用；其次高屏溪的逕流利用率非常低，讓白花花的水流入大海，實在太浪費。」因此，蓋水庫儲水是最好的方法。這個邏輯聽起來很合理，但是，放在台灣的環境條件和全球氣候變遷的情境下，就充滿了挑戰。短命的水庫能解決缺水問題？在地質年輕脆弱的台灣，山區裡能蓋水庫地方本就不多，壽命也不會太長，加上集水區的植被保護失控，河川的輸沙量非常大，使得水庫更加短命。以全台

台灣充滿活力，無畏權勢的環保運動者，儘管在資源困頓的情況下，仍扮演了這個社會的良心者、防腐劑，讓這個幽暗的社會看到一些亮光。然而，在經歷了1980年代社運和政治運動緊密結合期，2000年政黨輪替十年的重整期之後，普遍上，台灣的環境NGO都面臨了經營的困境。我曾向幾位環運幹部提出三個基本的問題：貴會的宗旨和目標是什麼？過去實踐了多少？現在組織的運作模式，能不能實現當初的宗旨和目標？最後一個問題的答案大都是否定的。顯然，也許目標的設定大而無當，也許組織運作出了問題，或許二個都有問題。組織、群眾、資金、人才想要抗衡政府和財團這種專業的破壞者、掠奪者，打遊擊式的點狀突破，或許是資源有限不得不然的形式，但是想要捍動整個體制，專業的組織還是比較有勝算。環境問題是世世代代都要面對的課題，唯有重視人才的培養，知識和經驗的傳承，才有可能壯大改變的力量。而這同樣要有實力、有效能的組織支撐。

在王永慶過世1年又9個月後，位於高雄的台塑仁武廠，以超過土壤及地下水管制標準30萬2,000倍的污染震驚全台，再度重創台塑企業不堪一擊的環保形象。由環保署土基會所委託的調查結果顯示，仁武廠中的VCM廠，土壤中含氯的有機化合物有11項超標，其中1-2-二氯乙烷超標757.5倍；地下水有 13項超標，其中1-2-二氯乙烷超標30萬2,000倍。HCFC（氟氯烴）廠，地下水有7項超標，其中二氯甲烷超標了2萬2,400倍，仁武廠可說是 台灣地下水污染濃度的第一名，而這些毒物大都是公認的致癌物質。立即停工、檢調介入、風險評估 事實上，土基會的報告是根據6口簡易井、2口標準井所得的樣品，如此粗略的調查，就得出這樣令人震驚的結果，代表污染的事實更加恐怖，為了徹底調查污染及防止其擴散，仁武廠有必要停工受檢。其次，仁武廠污染絕非一朝一夕所造成，如果我們相信台塑公司所說，2002年是滲漏的起始點，那麼台塑企業

八八災後，政府、輿論和重量級慈善團體似乎把「原住民遷村，讓山林休養生息」做為解藥。然而「原住民是山林破壞者？」的指涉，不僅是以偏概全，更忽視了山林破壞的根本問題。若問：現今原住民在山地的農業活動，會不會造成山林水土的破壞，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山地開墾都是原住民所為嗎？政府主導的山林開拓政策可以不必負責？歷來政府和學界檢討土地利用與土石流等課題，只聚焦在「超限利用」與「濫墾」，從未檢討百年伐木和政府鼓勵山地開墾的政策，彷彿只有人民犯錯，而且和政府無關。如果因為原住民在山上的農業活動會破壞山林，所以叫他們離開，那麼漢人來台400年間全面摧毀原始森林，從事精密農耕，把平地所有野生動植物趕盡殺絕，發展工業污染河川、土地，是否也該全面退出？若依此簡化邏輯來推動政策太天真也太恐怖！以下筆者試簡要分析台灣山林政策之關鍵課題，同時提出國土復育的幾項思考供參。一、山林政策 全台山坡地大都被劃分為「林業用地」

八八水災之前，全台正苦於久旱不雨，沒想到父親節開始連下三天三夜的豪雨，為台南灣帶來空前的災難，更難料的是接連百日以上的久旱不雨。水利署預估，以現有南部水庫所儲存約2億噸的水，只能用到明年的2月左右。嚴重的缺水問題逼得馬總統以國安層級召開抗旱會議，提出「停灌」、「節水」與「開源」三大策略，同時，行政院決議編列340億元預算，進行水庫清淤、疏浚、排沙及改善上流邊坡等，其中曾文水庫以6年為期編260億，南化水庫則7年內編80億，不排除以特別預算處理。將抗旱提昇到國安層級值得肯定，但策略則有待商確。 只拿農民開刀，不檢討高耗水工業 「停灌」指的是嘉南米倉1萬9,000公頃稻作休耕。近年來，幾乎每次的旱災都是先拿農民開刀，農民固然可領取休耕補助費用，但先前的投資全數泡湯，後續的農產利潤全數消失，是極為不公平的事。依照水利法第18條之規定，各標的用水的優先順序是「家用及公共給水」、「農業用水」、「水力

近日，台南社大黃煥彰教授、晁瑞光先生所揭露的爐渣養鴨、農田污染事件，正持續延燒中，引發媒體關注的是食品安全的危機。但黃教授等人一再聲明的是：「政府創造了一個資源再利用法，美其名是零廢棄，但卻是將有毒廢棄物包裝成資源物再利用，致有害物質慢慢都跑進環境中──必須要檢討資源再利用法和廢棄物清理法，進行爐渣的管制。」簡單說，黃教授關注的不只是大竂養鴨的單一個案，而是政府正在做一件不負責任、遺害子孫的事──由於每年煉鋼業所產生的爐渣太多，根本沒辦法要求業者處理，於是就是把這些原本有毒的廢棄物，立一個法說是沒毒的，可以用來填馬路、當建材，聲稱這樣是資源再利用。 整個駱駝山隨處可見集塵灰造粒而成的大小「毒珠」。但政府始終不聞不問。（2005.1.16攝） 十年來全台毒物場處理進度牛步，新污染場址則源源不絕（圖為十年前仁福村抗議毒物場，以及鯉魚山汞污染的畫面）台灣事業廢棄物的問題牽連甚廣，筆者嘗試整理

柴山保護政策有了重大轉向。由於陳菊市長希望將柴山（壽山）劃為國家級自然公園，以防止土地標售及礦業開採，吳敦義院長已指示將柴山劃為國家自然公園。目前，營建署正著手進行國家公園修法，賦予「國家自然公園」法律位階，同時評估其範圍。對於歷任市長來說，柴山是無法迴避的問題，除了民間團體鍥而不捨的監督，更因為柴山是高雄人維繫身心靈健康的聖地，從清晨到晚上，無分平日、假日，登山人口每天數以萬計。以全台格局來看，柴山只是座小山，但面積約1,200多公頃已然超過全高雄市公園綠地的總和，其豐富的自然、人文生態價值更是無可取代。1992 年，一群熱愛柴山的市民開始推動柴山自然公園，17年來，從吳敦義市長乃至謝長廷（代理市長陳其邁、葉菊蘭）、陳菊等歷任市長，對於柴山的法令建置及保護工作雖略有作為，但自然公園之範圍、管理機制始終仍處於規劃階段。17年來，除了濫墾違建、桃源里土地爭議、寺廟擴建、中山大學、台泥開發案等

編者註：本文寫於2007年，但有鑑於環保署環評委員所做所為，此時對照一位環評委員的心路歷程，對於文中透露的無奈與感嘆，有更深刻的體會。我們的制度保護開發業者不遺餘力，但保障人民基本的環境權，則大開方便之門，任由污染者、破壞者予取予求。今天(2007年7月19日)是本屆環評委員任期的最後一次大會。會場外徐光蓉委員和已辭職的詹順貴律師，頭綁著紅色布條抗議「環評已死」，因為有些爭議性的大案子，例如台塑大煉鋼廠早在3月19日就已由專案小組做成進入二階環評的結論，但環保署遲遲未送入大會，理由是開發單位要求展延補件，繼而要求包括我在內的五位委員應迴避審 查。「環評已死」這個評論在去年中科七星案時一模一樣，顯示環評制度每到重大開發案時，都會出現極大的衝突；會場內，我和文魯彬等幾位委員則在為幾個臨時提案，與環保署做最後的折衝。這段期間，許多媒體朋友在問，二年下來的感想是什麼？有什麼收穫？以下是我的答案，就

莫拉克颱風來襲，三天二夜的暴雨狂風，導致災情慘重的八八水災，國人將之比擬為50年（1959）前之八七水災。然而，勿忘二、三十年來日益加劇的洪水災難，1989年東台灣的銅門災變、1990年紅葉災變，開啟台灣山區災變惡化之警訊。1996年賀伯災變後，大災變的頻率更快速增加，2000年象神、2001年8月桃芝、9月納莉颱風、2004年敏督利、2005年海棠、2008年辛樂克，每一次都造成山區土石流、沿海淹水。為什麼發生大災難？全球氣候變遷導致史無前例的超大豪雨當然是因，但若不是百年來伐盡台灣原始森林，開闢山區道路，鼓勵或放任農業、寺廟、觀光業向山、向河搶地，何以山地如此脆弱；若非向大海爭地，超抽地下水、在河川築壩取水、攔砂，發展高耗水的養殖漁業、工業，何以海岸消失、地層下陷？早在1959年，地理學家陳正祥研究國府從1949年來台10年之間，耕地所增加的24萬公頃，絕大部分為山坡、河灘、塗灘、沼澤

百萬年來，我族在這個島嶼生存、繁衍、蛻變、再生，我們根系緊緊交纏，身軀與枝葉或相依相偎、或巧妙互補，既競爭又合作。我們奮力向地紮根，向天仰首、分分秒秒、時時刻刻，吸收、轉化、釋放生命的能量，並與廣大無邊的生靈共享、共存。然而，百年來我們的祖先、族人遭刀斧幾近滅族，倖存者僅在少數陡峭的山頂、溪谷；子孫在墾地的邊緣、廢耕的土地上苟延殘喘。但那種駭人的生物並不歇手，刀斧、怪手挺進了我們殘存的地土。那日，天神忽然震怒，連著三天三夜狂風暴雨，我們緊緊交纏的根系四散，在倒下之際亦離開了我土，我們在無堅不摧的土石泥流中滾動著，被卸除了枝葉、手足、剝去皮膚，無所選擇地離開家園，魂魄消散。三天三夜後，風雨停歇，我們千千萬萬的枯骨橫陳，躺在人類的街道或者住家、河床、新生的河道、田野，甚至遙遠的大海。我們昔日身形已不可辨，妳的手臂靠在我的身軀上，我的身軀又交疊著不曾謀面的族人們，凌亂的在無聲的烈日、黃昏、星空下

願國土得以復育，小林村冤魂得以安息莫拉克颱風來襲，三天二夜的暴雨狂風，導致災情慘重的八八水災，國人將之比擬為50年（1959）前之八七水災。然而，勿忘二、三十年來日益加劇的洪水災難，1989年東台灣的銅門災變、1990年紅葉災變，開啟台灣山區災變惡化之警訊。1996年賀伯災變後，大災變的頻率更快速增加，2000年象神、2001年8月桃芝、9月納莉颱風、2004年敏督利、2005年海棠、2008年辛樂克，每一次都造成山區土石流、沿海淹水。為什麼發生大災難？全球氣候變遷導致史無前例的超大豪雨當然是因，但若不是百年來伐盡台灣原始森林，開闢山區道路，鼓勵或放任農業、寺廟、觀光業向山、向河搶地，何以山地如此脆弱；若非向大海爭地，超抽地下水、在河川築壩取水、攔砂，發展高耗水的養殖漁業、工業，何以海岸消失、地層下陷？早在1959年，地理學家陳正祥研究國府從1949年來台10年之間，耕地所增加的24萬公

2005至2007年間，我與詹順貴、文魯彬等環保人士擔任了環保署第六屆環評委員，在號稱具有否決權的環評會中，與徐光蓉、周晉澄、郭鴻裕等學者委員，共同對抗了來自民進黨執政者對環評會的掌控。但是，今年我拒絕了各界推薦參與第八屆環評委員之甄選，原因是，即使被推薦了也鐵定不會當選，更重要的原因是從擔任環評委員的過程中，看到環評制度的致命缺陷，確認了體制外抗爭之必要。環評委員共有21席，其中7席是研考會、農委會、國科會等政府部會的官方代表，14位是遴選委員選出的學者專家，依據環評委員遴選辦法，遴選委員由環保署副署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5位環保署推薦的專家學者，5位機關代表組成（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綜計處長），依此組成，色彩鮮明之環保人士如何進入？第六屆委員的產生是民進黨執政者在黨外時期與環保人士併肩作戰的淵源，加上對環評制度還不熟悉的特殊政治情境下意外促成，不僅空前，也應是絕後。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