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書摘

至於不在京都的『少數人口』，一年中有半年是在國內外的實驗地做研究，從東南亞到南極，無處不在，其中又以非洲的最多。於是根據動物學教室的相對論，非洲就比東京近於京都，理由是：『一年到頭，總是會有人待在非洲的某處，可是卻沒什麼人去東京。』動物學教室中的『非洲幫』分成兩個系統，很容易就能夠加以區分。從外觀做分類時，有一頭棕髮就是研究魚的，因為他們長期泡在坦干依克湖中，湖水的成分讓他們的頭髮褪成棕色；而走路腳步輕、會彎腰低頭、講話時還會揮舞雙手、不停的比手劃腳的，就是研究靈長類的。非洲幫共通的特徵，是在看見蚊子會驚惶失措，邊逃邊大叫：『蚊子！快跑！瘧疾來了！』這種現象在靈長類更是明顯。雖然大家都打了預防針，但因為猴子和人類的親緣近，各種疾病都會互相傳染，所以視蚊蟲比定時炸彈還要可怕。和他們相較之下，研究魚的棕髮哥兒們就顯得老神在在，一來是因為他們大半時間都潛在水中看魚，不會暴露在蚊蟲的攻擊範圍之內；

對京都市的居民來說，若是在街上看見穿著邋遢、做著匪夷所思的事，卻完全不在意他人眼光的人時，鐵定會下一個判斷：『這人一定是京都大學的。』然後興致勃勃地站在一旁，等著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再不然呢，就是乾脆出聲打岔道：『你在做什麼？』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在京都大學的人當中，最常受京都市民詢問的，就屬動物學教室中的成員了，因為其中有大半的人在京都市內出沒，幾乎天天都在路上看鳥、捉蟲。動物學教室和其他的系所一樣，是由幾個不同的講座所構成的，每個講座中有一位教授、一位副教授、兩位助手、一堆研究所的學生。一般來說，大家在說講座名時都習慣只說前面的部分，像是寄生蟲、微生物、生態、行為、人類等等。而在介紹講座的教授時，通常都會在教授的姓氏前面冠上講座名稱，只有川那部及日高因為非常出名，幾乎成為專有名詞，所以不在這個範圍內。其實，他們也不在乎被稱作『生態的川那部』、『行為的日高』，可是其他講座的教授們就不

『還記得十幾年前考上動物系的時候，原本自信滿滿的想著，等到上台自我介紹時，只要說出我是第一志願考進來的，一定會獲得大家熱切的歡迎。還在腦中勾勒著大家鼓掌的畫面時，第一位上去了…「我是北X女中某某班，我是第一志願考進來…」心裡想著，嗯，沒關係…。第二位上去了…「我也是北X女中，我是剛那位的隔壁班…」嗯，又是一陣熱烈的鼓掌…接連二十幾位了，沒想到還是「我是XX高中，我也是第一志願考進動物系的」掌聲越來越稀疏，好像習以為常了…嗯，奇怪，怎麼這個冷門，又不知道畢業後能幹嘛的科系，怎麼會有那麼多人熱切的想讀呢？研究動物真的這麼吸引人嗎？』這是作者張東君在「動物勉強學堂」一書中，其中的一個章節。[動物開麥拉]，是環境資訊電子報的新專欄，也是協會首度與出版社合作，所規劃的單元。我們將從「動物勉強學堂」一書中選取12篇文章，並在3個月的時間裡，共同與各位讀者分享書中令人捧腹大笑的各式奇怪情節。3個月後，環

◎呼叫鳥和女兒去爬七星山，從陽明山公園走中興路接陽金公路，一路上鳥鳴聲不絕於耳，走到一半，大冠鷲的鳴聲突然增多起來，我和女兒拿望遠鏡四處搜尋牠們的蹤影，卻只聞聲而不見影。突然間，女兒指著四周高聳林木圍成的一片窄小天空叫我看，十幾隻大冠鷲在天空中盤旋飛翔而相互鳴叫，一會兒工夫，又都四處散去，從上方的樹林仍可聽見兩三隻的鳴聲，女兒滿臉興奮地衝過去，用望遠鏡找到了一隻停在樹幹上的大冠鷲，剛才那幕天際的情景，依稀仍在胸懷中迴蕩。這種充滿震撼的畫面，依稀只記得在電視上的外國影片中看過禿鷹在空中的壯麗景象而已。從七星山下來時，滿山都是包擇矢竹的箭竹林，走了一下子，就聽到竹叢中有鳥叫聲及鳥兒飛翔或跳躍波動竹葉片的沙沙聲，我和女兒就進入林內，貼緊箭竹，玩呼叫鳥的遊戲，我們學著各種鳥叫聲，聽聲音，我們前方的鳥兒也越聚越多，可是，我們都看不到，只見到偶而從旁邊林下飛過的幾隻綠繡眼而已，不過，聽著前方喧囂嘈雜、

契子杜鵑花 調皮的杜鵑花喜歡 趁沒人注意時 悄悄爬上枝頭 將春天笑成了 收不回去的一張臉在花季上陽明山賞花是很多人的習慣。和女兒在士林搭260的公車，直上陽明山，隨俗賞花去。在北投、士林這邊的陽明山區，過去都是平埔族凱達格蘭人北投社、麻少翁社的居地，康熙末年時，漢人中的泉州人、漳州人進入北投和士林後，多向平埔族人租地或購地農墾，而平埔族中有田地或山坡地無力耕植或急需用錢的人，就會將土地租或賣給漢人，訂契約後要到衙門去公證，也有許多因姻親關係而融和在一起生活的。由於北投的唭哩岸是大台北地區最早開發的地方，當時人數最多的泉州人也有人往北邊的山坡地發展，在乾隆初年時，詹、王、陳、曾等十八姓氏的人向凱達格蘭人承購該地，由於十八姓的人所共有，地名也叫十八分，往東的紗帽山附近則由泉州安溪人吳、張二姓開闢，自此而後，泉州人開墾的腳步就從陽明山的西南邊向上發展，往東北循頂湖、大坑、湖底而至竹子湖了。在士林

自1979年以來，台灣的知識界和環保界，不斷的對核電的發展提出質疑。 10年來，以台電為主要對象的辯論過程中，已經不只一次的發現，今天的政府內部，並無真正的決心與誠意解決這個美其名為「原子能和平用途」，卻可能成為台灣人民夢魘的核電問題。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已經從過去的少數科學家與環保人士，擴大到核電廠附近居民以及整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過去數年，他們逐漸覺醒，他們很想從「大有為政府」的口中聽到，為什麼全世界核子事故一次比一次嚴重，台灣三座核電廠一年到頭輪流出事，而政府有關單位，卻一直不願對整個核電發展政策進行「再評估」？為什麼當台電的尖離峰用電的相差已經高達三座核電廠的總發電量時，政府竟不能督導台電進行合理經營電源的措施，任由這個一直浪費公帑，以及經營腐化且極有可能引發政治危機的公營企業，以「開發電源」的堂皇理由繼續豪取、浪費納稅人的錢？很遺憾的是，過去10年，這個自稱「創造台灣經驗」的政府

「公害政治學」這個名詞，是日本琉球大學的教授宇井純，在1968年所寫的一本檢討日本水俁地區水銀公害問題的書的名字。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宇井純分析公害的「社會病理」時，從公害發生的歷史因素與國家、住民、企業體與人權的關照，首次提出「公害政治學」的分析模式。台灣在此書問世20年之後，陷入同樣的「公害政治學」的困境中，而情況更形惡化。到底是什麼樣的政治、文化品質造就了今天台灣的公害？宇井純在分析日本列島的公害時，認為二次世界大戰的軍國主義興起，是日本公害問題的起因。由於軍國主義與法西斯的主張，人權的普遍流失、忽略，國家極權力量無限擴張，一切為戰爭、一切為「國家」的全民精神狀態，種下各型公害的根植基礎。太平洋戰爭的「戰爭工業體」所帶領的軍國體制，理直氣壯的征收人民生活的土地與資源。在戰爭工業下，許多工廠加入生產戰爭所需要的物質，在1950年代發生的水俁症，肇事排放水銀汙泥的窒素工廠，就是為了大量生

林園事件發生後，台灣的公害製造業者終於了解，過去的推拖方式已經不合用。對這些公害製造者而言，使他們必須付出「和解金」13億元，因停工而少賺近80億元的主要原因，除了怪運氣不好外，還怪政府有關單位太沒默契，而記者在這次事件中，大寫特寫，雖未站到居民一邊，但也「太不為石化業講話」，所以一至於此。這樣的不甘，使他們賠錢的事，進行得愈來愈不乾脆。事後檢討時，雖有部分工廠放出風聲說，他們原有計劃改善汙染，可是現在政府要他們賠錢，改善汙染經費又泡湯。言下之意，環保之事再說吧。林園事件並不會因為賠錢而了事，這是從中央到地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再爆發一次停工事件，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目前的汙染狀況與賠錢之前並無不同。可是林園事件對國內許多「好險」的汙染者而言，卻是一次警訊。他們之間已形成一些共同的想法。一致的努力是，如何避免賠錢事件再度發生。如何「解決問題」成了他們迫切的議題。「解決問題」有兩類不同的意思。

林園石化工業區停工事件，是今後台灣環境公害走向「黑吃黑」，走向「狗咬狗，惡人治惡人」階段的重要分水嶺。從汙染與被汙染的對立關係考察，這是一種「討債」行動；從汙染者與汙染者之間的矛盾關係來檢驗，必然是「你出賣我，我出賣你」的「吃人」階段；更從汙染者與內部工人之間的關係來觀察，一種混含有「大利滅親」卻用「大義滅親」為包裝的「內神通外鬼」裏應外合，將更激勵台灣草根性的反公害運動，走向全島性的結合。這個氣氛與實質對社會的衝擊，將在明年大選到達高潮。無政府狀態的反公害行動，自林園石化工業區從停工事件發展成「賠款了事」之後，已成了不可避免的風潮。在這個環境「據亂世」的時代，知識分子有必要為這一切發生問題的切入點，重新分析社會力，甚至對一些基本的名詞都必須賦予「階段性」的意義。「環境保護」與「反公害」成了不同界面的名詞。這兩個字眼在過去幾年是被用來描述，相當接近的意義。「環保運動」一直是這一系列社會運動

笨極了！有時候不得不佩服年長者的智慧與痛快。每次探索、調查一些與公共利益有關的事件時，看到、聽到的許多「官場現形記」，其中的可笑、沒知識、以為普天下都與他一樣蠢的荒腔走板形色，就不由得想起有一回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的談話。他談起解嚴之後的種種政府施政的荒謬時說：「這些人真是笨極了！」吳大猷院長以他慣有的萬事不在乎的表情，鄙夷的高噘他的嘴唇尖，皺緊眉心，似怒非怒的讓「笨」這個字，停在他的唇舌之間良久，然後，有如彈弓發射一般，將「笨」這個字勁射出去：「笨──極了！」。真是。有時不得不要佩服長者的智慧與痛快。吳大猷院長談話間，一再重覆使用的「批評語」是痛快，一直讓人記憶深刻。有些政府施政，政治團體的作為，政治人物的裝腔作勢「正義凜然」的怪模怪樣，若了真是除了動用「吳氏罵法」說聲「笨──極了！」之外，別無出氣好法子了。台北市的「七號公園預定地」的決策過程，是一個好例子。這個很明顯的是由一群拍馬屁與

誠實與誠意在中文的意義上，都由一個「誠」開頭，在不細想的情況下，好像是孿生的字：誠實的人必然有誠意，有誠意的必然誠實；唸來唸去，這兩個傢伙似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仔細推敲，則發現，兩個詞之間，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中國「差不多先生」的老毛病，在這類詞的使用方面，至今仍然相當讓人感到頭疼、難過。誠實是一個「相對的」有絕對標準的行為，雖然，有時不免會產生難以判定的「模糊地帶」，如美國總統雷根在「伊朗尼游案」的關鍵點上，都以「我忘記」來交待，沒有人知道，真實情形到底如何。年邁的人說「我忘記」是經常的事：雷根的「我忘記」自然有可能是誠實的，誠實的「模糊地帶」就是出現在這個情況。雷根不願在「到底知不知情？」這個可能引發嚴重政治風暴的選擇題上作答，他自己找了一個不必面對這個問題的作答方式，又可以「懸浮」自己的道德性。「知不知情」是可以證明的，「我忘記」則只有上帝才知道，一旦一個人說「我忘記」的時候，是誰都

過去一年的台灣，保護環境的運動力從理念說服轉向行動。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汙染覺悟，終引發草根住民運動對國家經濟發展內涵的強烈質疑。一連串的環境緊急行動所拉張起來的「綠色生活哲學」，正以「潑墨」浸染的柔紉張力，擴散全島。不同純度與深度的環境主張，形成前所未有的綠色漸層台灣島。從都市到鄉村，從意見領袖到平凡住民，「只有一個台灣」成為理情共同的呼聲。在這時期，我們的社會力、經濟力、政治力有了許多質與量的變化，其中的重點是，一、民眾自力救濟的「肌理」與知識分子的「實踐哲學」，已有接力點。二、政府的角色開始轉化，環保派與經濟派的權力槓桿，在找新的平衡點。三、工業界開始保密進行「逃難計劃」，以汙染工業為朝陽工業的時代結束。四、文化反省的「新生活哲學」，是社會精英分子的反公害新主張。這一年，台灣以初生嬰兒的步伐，走入多元社會的起點。政治經濟上仍然有許多過去40多年的戒嚴文化性格的滲透。「過去可以，現在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