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書摘

開發離島必須和大自然妥協，甚至和大自然合作。 雖然水、電各種資源稀少， 如果懂得化環境劣勢為優勢，落實環保的絕佳示範， 台灣的離島一定會在離島觀光上，占有一席之地。 島，永遠給人許多想像的空間；島，也往往因為人們對其美麗的幻想，而落入開發慾望的陷阱。綠島，原本是囚禁政治犯的地方，現在已經是國內熱門的旅遊景點。這段開發過程中有一段波折，也許大家並不知道。1990年，綠島納入觀光局所屬的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當時觀光局發現，綠島缺少稍具規模的旅館，就算努力吸引來觀光客，還是留不住，無法創造較高的經濟效益。因此，在綠島畫了一塊旅館預定地，計畫以BOT案，讓民間投資興建旅館。1997年這塊國有地標售時，由台灣某建設公司出價13億8千萬元得標。出價次高的，是另一家建設公司的6億8千萬元，兩者對此案評估的價差，居然高達7億元。

試想一個住在工業國家的城市或市郊的典型公民，在一個平常的星期六早晨的瑣事。讓我們叫他李先生吧！一早，李先生因為定時收音機的響起而起床，然後沖個澡，戴上他的隱形眼鏡，並且穿上一套田徑服和運動鞋。在廚房，李先生吞服了一些抗組織胺的藥物治療他的頭痛並且狼吞虎嚥地吃了一碗麥片，然後刷了牙，並匆忙地穿上了一件尼龍風衣，在清晨的毛毛細雨中前往商店。他可開汽車或者搭電車。今天，他選擇開車。他首先來到他最喜愛的音樂商店。他停好車，打開他的傘，並且匆忙地進入。在裡面，他瀏覽片刻並且選擇了一些CD，並用信用卡買了下來。然後他沿著街來到另一家體育商店（中途在一家麵包店前停下來買了個酥皮糕點），買了新的網球拍和網球罐當做李太太的生日禮物。回家的路上，李先生來到一家照相機店，買了一台新的數位相機，也是給他太太的，另外也為他們的攝影機買了卷空白錄影帶。然後他打手機給李太太，看看他們是否需要從藥局買一些東西；她要他買一

美國新墨西哥州的前水利會總幹事史坦利‧克勞馥（Stanley Crawford）曾為文道：有兩個鄰居，他們住在同一條河流的上下游，「他們之間的關係永遠處在緊張的狀態。住在下游的人經常控訴住在上游的人，根本不讓水流到下游來；或者如果真的有水流到下游來，卻總是有垃圾被丟棄在河流裡。」這種爭奪水資源的敵對關係，從新石器時代起，亦即大約在西元前6,000～8,000年間，當人類定居下來，開始耕種時就已經存在了。從英文的「敵對」（rivalry）這個字，便可以清楚地反應這種關係。「rivalry」源自於拉丁文的「rivalis」，意思是「使用同一條河流的兩個人」。住在不同的國家，或者不同的省份，但是卻分享使用同一條河流的沿岸居民，總是會對水資源的使用產生敵對關係。現今，這種下游居民抱怨上游者的關係，反映在敘利亞和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印度、埃及和伊索匹亞等沿岸轄區之間。不管是地理尺度的差異有多大，或者是

我們已經習慣於這樣的畫面，瘦弱的蘇丹婦女幾乎抱不住孩子、衣索比亞的男人如此營養不良而無法走路，及更悲悽的，鼓著大肚子的小孩，哭喊著要求食物。事實上，在發展中國家於1990年代的後半期，饑民的數量增加了1,800萬人，到目前約有8億人。全世界有近乎20億人口正遭受饑餓或慢性的營養不良。然而，在這些絕望個人的悽慘照片背後，有著較不被看到的問題正威脅著全球的糧食供應。在地方及國家的層次上，未來糧食安全的最重要決定性因素，可能與過去完全不一樣。糧食安全之主要威脅已浮現出來的有：植物及動物之物種多樣性的喪失、新疾病及食物傳播疾病的出現、以及食物的生物恐怖份子。在亞洲，雞農因禽流感（avian flu）而被迫埋葬或燒燬數百萬隻雞的照片，令人心神不安，其可能預示著大型疫病的即將來臨。同時，我們牲口群的單一性及其擁擠、污穢的飼養環境，不僅招惹著新疾病上場，也使得我們的農場對於由食物傳播之病原體及惡毒生物戰

黑死病隨著商人及旅行者從中國沿著貿易路線緩慢西進，在1346年抵達克里米亞（Crimea）的卡法城（Kaffa）。此瘟疫藉由黑鼠（Rattus rattus）與鼠蚤無情緩慢地橫跨歐洲大陸，1348年黑死病來到了法國、義大利及西班牙，1350年更傳至北海東部及波羅的海。西歐的大部分地區在這一波的黑死病流行中有近40％的人口死亡。2002年底，中國南部偏遠地區出現了一種新興呼吸道疾病，即之後稱之為SARS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此病由動物傳染給人，且迅速地傳播至中國其他地區。隨著火車與飛機的乘客飛快地移動，此病於數週之內不但橫跨亞洲而且傳播到世界大部分的地區。6個月內，已有29個國家通報SARS病例，超過8,000人感染致病，並有近800人死亡。幸運的是，病毒主要經由呼吸道分泌液直接傳播，使用非高科技對策－－如口罩類醫療用產品，就足以防範，所以得以限制疾病爆發的範圍。假使病毒有更簡易的傳播方式

全球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國家，包括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中東、中亞與南亞等區域的許多國家，其每位婦女生育率高於4胎，仍處於人口轉型的初期階段。最近一些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國家具有極高的風險，可能捲入各式各樣的國內武裝衝突－－即各國內部的戰鬥，如政治與種族暴動，以及由政府支持的暴力與國內恐怖主義等。大部份的這些國家，因為耗弱的人口結構，導致動彈不得，有如身陷沼澤。這些國家的年輕人口的比例高，且還在增加，他們大多數成為失業或非全職工作的階層。這些國家也有許多正經歷快速的都市人口成長，且通常遠超過他們都市所能負荷的，同時也面臨極少的每人可耕農地和可用淡水量。再者，逐漸流行的愛滋病正嚴重打擊許多國家的基本服務和政府的運作。這類情況可稱為「人口風險因子」，它對於世界上最衰弱和最不穩定的國家，造成一再發生的武裝衝突和政治惡化，抑制了其經濟與社會的進步，如此不斷的惡性循環。年齡結構的不調和

不安全感的昇高，反映在全球的頭條標題及各地民意測驗上，這是不難了解的。美國的911恐怖攻擊無疑是一個關鍵事件。隨後，發生在各國的爆炸事件，從西班牙到肯亞、從沙烏地阿拉伯到俄羅斯、從巴基斯坦到印尼，更加深了普遍的脆弱不安感。在美國主導的佔領伊拉克之後，伊國動亂情勢升高，更使得人們對中東不穩定的後果充滿了不安。但恐怖主義只是更多的深層問題綜合顯現之表徵，而這些問題已造成一個新的焦慮時代。恐怖行動及對它們的危險反制，有如對社經的、環境的、與政治的那些影響深遠的壓力所釀出之毒酒的驚嘆；也就是這些力量共同造成了世界的紛擾不安。這些力量如：地方性的貧窮、驟發的經濟轉型所導致的社會不平等及高失業率、國際犯罪、致命武器的散佈、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頻仍的天然災害、生態系統的崩毀、以及對土地及其他自然資源（尤其是石油）的越來越激烈的爭奪。這些「沒有護照的問題」在未來幾年恐會更加惡化。然而，與其將它們視為傳統上來

柯林頓總統擔心京都高峰會會瓦解，而美國將受到譴責，於是派遣高爾前往日本，希望能將各方代表引導至中間立場。不想使自己成為爭論焦點的高爾，在這座古都只停留了短暫的八個小時，並在這段時間內對大會發表談話，與環保團體會面，並與國會成員對談。這場旋風式的造訪總算沒有白費。高爾在演講中承諾給予美國代表團更多彈性空間，傳言在他的演講後，來自歐洲、日本及美國的談判員曾秘密會談，或許是在協商一份不久就會公布的協議。不過，紛爭依舊持續不斷。副總統離開後不久，會議廳中的談判員們便開始激烈爭論起一個他們已反覆討論到令人反胃的議題：公約要限制多少溫室氣體。這同時，世界各國領袖也正互通著電話，努力解決這項衝突和其他問題。高峰會的最後幾天，美國總統柯林頓與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及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Ryutaro H

說來諷刺，在主辦1997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的52年前，京都市差點難逃毀滅命運。當時美國杜魯門總統的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以及在新墨西哥州洛塞勒摩斯（Los Alamos）成功完成原子彈計畫的萊斯里‧格羅夫斯（Leslie Groves）將軍，曾將京都列入考慮攻擊的四個日本主要城市之一。其他城市包括小倉（Kokura）、廣島（Hiroshima）及新潟（Niigata）。當來自160個國家的將近六千位聯合國代表，開始於1997年11月抵達京都時，空氣中瀰漫著世界末日的氣氛。為期十天的氣候變遷大會預定於12月1日開幕。由於事關重大，多數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代表，都有默契地將傳統服飾留在家裡，選擇穿著藍色、黑色和灰色的外交服裝。除了各國代表之外，遠道而來的還有3,600位環

那年是1955年，在此二年前，加州理工學院新地球化學計畫的主持人哈理森‧布朗（Harrison Brown）注意到查爾斯‧基林（Charles Keeling），並給他一項短期工作。基林抵達帕沙第納不久，就在一次布朗與地球化學家同行談話之間，挑戰了布朗所說的一句話。當時布朗主張大氣底層二氧化碳與海洋中的二氧化碳是處於平衡狀態。儘管基林後來承認當時他只是有個預感，並無科學資料實證，卻在當下爭論：也許兩者二氧化碳含量都未達平衡。在布朗的許可下，基林展開尋找答案的工作。就在追求完美的基林慢慢拖磨的時間裡，布朗已寫完一整本書《人類未來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Man’s Future）。他送了基林一本，還題詞給「一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男人」。基林日後調侃地說，「那是在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之前！」事實上，他正在設計一個比「合理」範圍精準十倍的測壓計。回到實驗室，基林得到一個十分有趣又

1873年12月，有毒黃霧連續三天籠罩倫敦，奪走多達700名市民性命，其中大部分是死於呼吸困難。1880年1月，在類似的情況下，又有700餘人喪命。當死亡名單在世紀初又增長時，身為減低煙煤協會（Smoke Coal Abatement Association）會員的德佛克斯醫師（Dr. H. A. Des Voeux），在一段金黃煙霧攻擊期，進行了詳細的空氣分析。分析結果確認了這位醫師的猜疑，因為受污染的空氣中，除了正常的水蒸氣及二氧化碳外，還有含量足以致命的二氧化硫、氯氣、氨氣、煤灰，以及凝聚在華生和普魯弗洛克想像中的窗框上，那被視為「彷如焦油」的油滴。確認倫敦市民面對的是另一層次的現象後，德佛克斯便於1911年，在大不列顛煙霧減低聯盟的曼徹斯特研討會上報告他的分析結果。他提議，未來應將一般的霧和有毒的霧加以區分，他將後者命名為「煙霧」，這個由煙和霧組成的名詞獲得了廣大的迴響。不同於洛杉

1785年8月，年近80的富蘭克林在最後一次橫跨大西洋，從英格蘭返家的旅途中，寫了一封長信給他的「好友」，在維也納擔任國醫及御醫的荷蘭醫生英根豪斯（Dr. Jan Ingenhousz）。但這更像是一篇五十六頁的小論文，而不像書信，信上還有富蘭克林設計的銅牌。這篇論文隨後以《對造成和解決煙囪燻黑問題的觀察》的題目於1787年出版，但這篇文章的名氣大不如他那篇知名的《對電的實驗與觀察》。富蘭克林在1744年就發明了富蘭克林火爐，或稱為費拉德費亞火爐，這是一種在更省燃料的情況下，還能產生更強熱能的鐵製火爐。自從發明火爐後，大眾對火爐和煙囪的實際作用方式的一無所知，始終令富蘭克林感到非常驚異。「很多人常會以為，煙的特性和本質比空氣輕很多，因此像軟木塞浮出水面一樣，煙也會飄到空氣之上。」智力的敏銳度並未隨著年紀衰老而衰退的富蘭克林，接著描述了他進行過的許多實驗，證實「煙其實比空氣重；煙之所以能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