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不管是新建建築或是既有建築，或者想重新檢視建築的照明設備設計，第一步驟是先考量基地建築本身的採光條件，在可能的情況下最大程度地使用免費的太陽光。最好的光源當然是自然光，在室內也不例外，這就是為什麼綠建築的採光設計要讓自然光線進到室內。這不僅只是節能而已，這樣的光線對人的眼睛、身體比較好，因為人的眼睛就是在太陽光下演化而來的，吸收太陽光我們身體還可以產生維他命D，所有建築用的人造光源目前都達不到這些效益。人造光源若設計得不好就會產生眩光的問題，反而影響視覺、傷害視力，光的顏色(演色性)若不對也會對眼睛的舒適度造成影響。太陽的光線不需直射屋內，只要漫射光進入屋內，許多活動的照明需求便可滿足。如此一來，人們在白天從事室內活動的大多數時間，幾乎都不需要開燈。但有時室內的格局較深，太陽也是力有未逮，或是天黑之後已經沒有太陽光的供給，為了彌補自然光線的不足，第二步驟才是輔助人工照明。正確的環境設計應該

住宿類的建築，包括住宅、小型旅館等，通常會採用的設備是窗型冷氣或分離式冷氣，建議最優先考量的是使用變頻機種，再以設備廠商建議的適用坪數選擇機型大小；當客廳或大廳空間較大時，可再研究一台大噸數還是兩台中噸數的效率較好；最後則是參考能源局能源效率標示選用適宜的設備。能源效率級數越小、EER值越高越節能源效率標示分為1 ∼5級，1級表示能源效率最高，是最優的家電；詳細內容可參考能源局網站資料。也可以更進一步，參考各型冷氣機的能源效率比值(EER)對照表選擇節能的機種，數字越高越節能；選用箱型冷氣時，水冷式的能源效率比也優於氣冷式的機種。注意！冷媒管線越長越耗能曾有業者說過，若能找到專業的安裝者，二流的機器也能裝出一流的效果。雖然有點誇大其詞，但不可否認的是，安裝正確與否，關係著冷氣是否能發揮最大效率。其中安裝第一個的重點是，冷媒管線不可太長。小型空調系統壓力輸送單元主要是壓縮機，輸送流體為冷媒，

在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們綠建築的手法之前，許多人就已經在頂樓種花、種草，布置成屋頂花園。屋頂花園或空中花園，乃至簡易式的屋頂盆栽或菜圃，這些各種形式的屋頂綠化，就是廣義的綠屋頂。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近代所推廣的薄層式綠屋頂，它兼具省力、易安裝，且以生態與節能貢獻為主要考量。運用植栽覆蓋被太陽直射的屋頂，植物的蒸散作用可以降低周圍環境溫度，搭配植物葉片的遮陰效果以及介質層的遮蓋，可隔熱降溫，營造舒適環境，甚至降低都市熱島效應及暴雨逕流量。根據國內研究報告指出，一個4平方公尺的草地綠屋頂，若設薄層式綠屋頂，約可降低室溫2 ∼3度。讓大自然為你工作，又有這麼多額外的好處，實在是一舉數得的好方法。綠屋頂除了可使室內涼爽，降低空調使用之外，還能因為隔絕太陽直接曝曬，延長屋頂防水層的使用壽命(據歐美研究可延長20年至25年)；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辦公空間若有可觀賞的綠屋頂，還可提高工作滿意度、減少生病的機

充分了解基地環境，才能做到對的設計，我們可以從一個建築物在它的生命週期裡，對能源與資源的消耗程度，理解為什麼需要綠建築。以冰山來做比喻，浮出海面上的冰山，其實只是它的一小部分，還有很大一部分都隱藏在海面下，以至於經過的船隻很容易誤判。因為視覺的局限，我們通常都很在意房子是否有設計感、是否美觀，營建品質和成本是否能成反比。事實上，房子蓋好以後營運所需要的水、電成本；污水、廢棄物處理成本；維修、清潔、維護成本，則像冰山海底下的部分不易察覺、不被重視。但是在建築物存在的50年、100年內，這些水、電、污水、廢棄物、維修、清潔、維護的費用天天都在發生，累積起來花費龐大，遠遠超過當初的建築設計費和建造費用。其實，建築物在營運階段的耗能、耗水和清潔維護的需求量，在設計階段便已決定了大半。若在建築設計的一開始就以永續的精神思考，就能在營運階段減少能源與資源的消耗，使海面下的冰山量體縮小。不過，關於本書提

菲利斯在他位於裴恰的慕尼黑國際學校所發表的課堂報告，是Plant-for-the-Planet的開端。這個簡報所引起的迴響，或許遠比報告本身來得更重要。尤其是菲利斯的老師托妮亞娜‧菲利浦斯和校長瑪莉‧塞帕拉的反應。沒有他們的鼓勵，Plant-for-the-Planet或許根本無法成長茁壯。Plant-for-the-Planet能夠成功，學校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舉例來說，馬克斯、席西瑪和卡荷琳娜就讀的柏林城中新教教會學校在推動Plant-for-the-Planet的行動上就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聽說他們學校有一門「責任課」。在這門課中他們討論國家和社會的結構，以及這兩者能夠或者應該怎麼運作才是最理想的。馬克思告訴我們的，這門課所教的主要是關於爭取主動權，這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於是我們決定安排一場對校長瑪格麗特‧哈斯費德（Margret Rasfeld）的訪問。親愛的哈斯費德女士，請問「責

以前人們栽種行道樹是為了讓行人及馬車走在樹蔭下。而早也已經有人為了改善環境而種樹。舉例來說，古代的城市建造者已經知道，如果風在到達城市之前先吹拂過樹林或綠帶，將可以改善城市的空氣品質。因此樹林經常被種植在城市的主要迎風面。當菲利斯讀到萬嘉麗‧瑪泰為了救她的國家而種樹時，他萌生了創立Plant-for-the-Planet的念頭。萬嘉麗‧瑪泰於1940年4月1日在肯亞出生。小時候她的母親經常差遣她去撿拾木材，並告訴她許多關於非洲家鄉的喬木和灌木有趣的故事。「不要撿拾無花果樹下的枯枝，因為祂是一棵神樹！我們不使用祂也不砍伐祂。」或許有無數的非洲兒童也聽過這樣的指示，然後將它們遺忘。但是萬嘉麗就像是吸收水分成長的幼苗一樣，汲取了一切與生命和自然有關的訊息。還有一句話是小萬嘉麗經常從母親那兒聽到的，這句話日後變成了她的人生格言：「種點東西好過袖手旁觀！」後來她正是因為種樹變成世界知名的人。 　　

如果不是我的老師，這場由學童發起的植樹運動或許就不會發生。在氣候危機議題正熱的2007年，她覺得在學校的我們也要關心這個問題。2006／2007年的冬天異常地溫暖，我的老師猜測這可能與全球暖化有關。她認為我們每個人無論如何應該上網找些相關資料，看看我們能發現些什麼。我答應在接下來那個星期一做一個關於氣候危機的簡報。於是那個週末我看了高爾的電影「不願面對的真相」，並從爺爺剛買的高爾新書印出簡報要用的幻燈片。 當我讀到我們的汽車、工廠與發電廠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到空氣中，以及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對大氣層造成的影響時，我真的覺得很難過。我們的大氣暖化、冰河溶解、海平面上升──我們的未來被摧毀了，人們卻只是圍坐在一起高談闊論！為什麼沒有人出來做些什麼？我在網路上讀到來自肯亞的萬嘉麗‧瑪泰（Wangari Maathai）的故事──她在許多非洲國家種樹並挺身對抗上流社會的自私利益。這讓我產生了一個想

氣候危機威脅著我們的地球，而人類正是罪魁禍首。如果我們像現在這樣繼續下去，大難就會臨頭。即便如此，我們為對抗氣候危機所做的努力還是太少。我們小孩想要改變現況──這本書亦是為此而生！我們寫了這本《11歲男孩的祈禱》獻給所有和我們一樣的兒童和青少年。因為當大人沒有適當地處理這些全球性的問題，我們就是那些必須為此付出代價的人。我們也想藉由這本書對大人喊話──包括父母、老師、政治人物、企業家以及社會中其他的「決策者」，因為我們想要他們來協助我們的計畫。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要靠著種下一棵接一棵的樹來保護氣候，從而拯救我們的未來！你們覺得不可能？那麼你們是在欺騙自己！由我們學童發起的Plant-for-the-Planet （「種樹救地球」）在2007年創始時規模還是非常小的──至今它已經演變成一個全球性的運動。不像大多數的大人總是光說不練，我們以實際的種樹行動貢獻一己之力。當你們決定親自響應，就

在一個異常涼爽且下雨的夏日，六、七位紐約客集結在在地食品組織純食物（Just Food）狹窄的二樓辦公室討論記者會的流程。我們即將宣布市議會第2049號決議文，內容是降低紐約市的氣候「足跡」。我們成立未幾的團體名叫「紐約市食物足跡聯盟」（NYC Foodprint Alliance），代表的組織從動物福利到在地食物都有，大夥聚在一起想做點事。我們決定撰寫一份市議會的決議文，呼籲城市把永續與在地食物的政策、計畫和公共教育納入氣候倡議中，其中包括「規畫紐約市」（PlaNYC），也就是紐約市到2030年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達30%的藍圖。2007年，倫敦通過氣候變遷行動計畫（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時也沒有提及食物或農業，但在當地支持者的施壓下，倫敦市委託進行一項研究，將食物的真相公諸於世。奧斯汀（Annie Austin）和另外兩位來自布魯克林德赫斯特（Brook L

加州永續學生聯會的葛拉奴（Tim Galarneau）、來自波士頓的食物與農業非營利組織「食物計畫」（Food Project）的史提爾、布朗大學的史瓦茲（David Schwartz）和其他幾位年輕人，訴求把永續與公平栽種或飼養的食物帶進校園餐廳。從東岸到西岸，類似的能量和熱情正蠢蠢欲動。葛拉奴從加州公立大學系統的人們合力轉變校園伙食中看見這股力量；史瓦茲從布朗大學學生拉高分貝要求採購永續食物中看到這股力量；領導食物正義運動的史提爾則是從食物計畫的最前線、年輕人於波士頓經營的農場中看見這股力量。這群人推出了「真食物挑戰」。真食物挑戰成為組織動員的工具，賦予學生力量來說服學校採取行動，加入真食物挑戰的學校，誓言到2020年以前把至少20%的伙食轉為真食物，也就是以永續栽培、公平生長且來自當地和地區農場的食物。除了這個具體目標外，真食物挑戰也提供學校和學生幹部支持網絡、採購真食物的資訊、幹部

貧窮的迷思會推到一個危險的必然結果，就是唯有讓人民脫離貧窮，國家才有能力來應付環境危機，尤其是氣候變遷。繁榮的迷思假設人只有富足到能考慮基本需求以外的事物，才可能具備環境的覺察力，這種論調在各大報章不時出現。但是當所謂的環境專家都來呼應，你就知道這迷思有多普遍。 2008年《突破：從環保主義的死亡到可能性的政治學》（Break Through:From the 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 to the Politics of Possibility）的作者諾德豪斯（Ted Nordhaus）和塞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以顯著篇幅探討繁榮第一的迷思。為了支撐他們的理論而出示這個證據：「巴西、印度、中國等地對生態的憂慮遠低於美國、日本和歐洲，這也說明當環境主義在巴西等開發中國家崛起時，會出現在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最富裕的

位於英格蘭西南方的布里斯托是個有趣的城市。自12世紀以來，它一直是個重要的港口，先是對愛爾蘭的貿易（中間只相隔著英吉利海峽），到了1373年，逐漸發展成造船和製造業的中心。15世紀時，布里斯托已經是全英國第二大港，僅次於倫敦。隨著20世紀航空業的發展，布里斯托也成為許多飛機製造業者的基地，因此二次大戰時期遭受到來自德國空軍的大規模空襲，市區受創嚴重，一千多名市民及來此地工作的人喪命。戰後，1960年代市區中心開始重建，出現大量的摩天樓和野獸派建築，以及道路網的綿密分布。自1980年代開始，布里斯托市出現另一種趨勢，封閉了一些大路，修復喬治時期的皇后廣場與波特蘭廣場，重建Broadmead行人徒步購物區，以及將市中心區一座戰後建造的摩天大樓拆除。對環境的關注、生活品質的重視、對未來的未雨綢繆，以及對氣候變遷的因應、鼓吹騎自行車和強調生物多樣化，讓布里斯托走上了綠色城市的規劃，當利物浦以藝術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