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修

在1998年，一位反核運動領袖曾私下表示，要終結核四廠的興建有3種可能。第一，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第二，民進黨獲得國會多數，第三則是公民投票法獲得通過。12年之後，我們知道，這3種條件已經實現了2個，民進黨曾經執政過八年，而儘管有種種不合理的限制，2003年畢竟是通過一部公投法。但是為何反核人士至今仍無法成功地阻止核四的興建？20幾年來的反核運動是一部台灣晚近社會變遷的縮影，有太多複雜因素糾結其中；但是不可否認地，某些早期反核領導者的確曾經這樣設想：一旦我們攻佔了控制高地，就可以由上而下地實現運動的目標。事後證明，這種國家主義(statist)的策略是太素樸的構想。表面看來，國家主義是迅速有效的策略。如果說，各種破壞生態環境、罔顧民眾憂慮的開發計劃是由政府強力背書與推動的，那麼一旦這部政治機制被翻轉過來了，那麼各種既得利益的抵擋就會被壓制下來，環境保護的願景就會落實。

2008年12月，一個月內，高雄大發工業區已經接連發生了3次不明氣體的毒害事件，緊鄰工業區的潮寮國中與國小直接受到波及，累計有上百名學生送醫治療，周末要舉行的學校運動會也被迫緊急取消。大寮鄉民不能接受這麼離譜事，日前他們發起激烈的圍堵抗爭，終於迫使被懷疑闖禍的汙水處理廠暫停運作3天。外人恐怕很難理解大寮人的憤怒，因為他們只看到電視上向警察投擲石塊的畫面。在以往，工業區多半是露天燃燒廢五金的工廠，為了吸引他們的進駐，閩南語唸起來不吉利的「大寮工業區」被改為「大發工業區」。後來果然大發利市，陸續進駐了各式各樣的電子廠、化學廠，但是居民的環境惡夢才正要開始。根據官方的資料，連續2年，大寮空氣汙染是全縣之冠，PSI指標大於100的日子多於石化產業密集的仁武與林園。3年前，居民還成立了社區巡「狩」隊，他們的任務不是一般的治安巡邏，而是進行貨真價實的「狩獵」，捉工廠偷排廢氣廢水。很諷剌地，前一陣子，捕

日前辭世的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經常以瘦鵝理論來描述台灣人民的打拚精神。因為在過去貧困的年代，農家所飼養的鵝都因為營養不良而骨瘦如柴，但是卻仍能在艱困的環境中存活下來；一旦獲得充分的飼料供給，瘦鵝就會脫胎換骨，很快地長成健碩的體格。 瘦鵝理論不外乎是頭家版的「愛拚才會贏」，也是在經濟起飛時代中創業企業家的行動倫理。在以往的台灣社會，勤奮工作是天經地義的，只要肯耐心地等到機會的到來，一定會有出人頭地的那一天。就是這份堅持，讓50年代在嘉義經營木材生意的王永慶獲得了命運女神的青睞，透過美援貸款一腳踏入了當時被視為高科技的石化原料業，從此展開了「經營之神」的產業傳奇。這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並沒有改變王永慶勤勞儉樸的信念，他一樣努力工作，以逆來順受的態度來面對各種不合理的環境。例如在70年代，台塑已經有能力經營石化上游的輕油裂解產業；但是由於當時政府對於台籍企業家的不信任，台塑的申請案硬是被駁回，取

1988年9月23日，高雄林園鄉汕尾地區漁民猛然發現工業區的汙水布滿了整個漁港，海面上到處是魚屍，而他們的謀生舢舨都受到汙染。憤怒的群眾迫使整個工業區停工，一時間，台灣的石化產業相繼停擺，面臨了嚴重的危機。經過談判，政府答應付出近13億元賠償金，由廠商共同負擔。在林園事件之前，台灣是處於典型的開發獨裁體制，為了促成經濟發展，人權是可以被犧牲的代價。從1973年政府開始規劃石化專業區以來，小學課本就開始歌頌十大建設的「德政」，每年招待十月歸國僑胞，林園也往往是參訪行程之一。政府承諾他們穩定的工作，以後可以不需要再辛苦地種田、捕魚。但是很快地，林園人的善良期待就幻滅了，廠商認為他們「素質太差」，紛紛從外地招攬員工。工廠進駐後，聲色場所也跟著來了，但是拿到土地補償金而一夕致富的地主，卻頭也不回地搬走了。林園成了公害之鄉，工業區將廢水直接排放在農用溝渠，迫使農民與養殖業者需要抽取地下水，不久後甚至

1986年春天，鹿港小鎮籠罩在一團未知的恐懼之中。在政府的極力爭取下，美國杜邦公司決定在中台灣設置二氧化鈦工廠。對於官員而言，這項投資案一方面可以解決閒置以久的彰濱工業區，另一方面也可以提振自從1984年勞基法施行以來的低迷景氣。他們有理由相信，鹿港居民也會樂見跨國工業的進駐，以及就業機會與土地價值的提升，就如同20餘年前，鄰近的彰化市民以舞龍舞獅的方式迎接台灣化纖公司設廠。樂觀的官員萬萬沒有想到，鹿港居民在新任鎮長的帶領下，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綿密的反對運動，他們要求保存自己所熟悉的鹿港――香火鼎盛、生意活絡的濱海小鎮，而不是煙囪陰影下的工業城。在1960年代中期，台化彰化廠正式開工，附近的農民開始發現自己的農田再也長不出結實飽滿的稻穗，因為工廠汙水破壞了肥沃的土地。彰化市民失去了新鮮的空氣，長期的廢氣排放除了引發撲鼻的不適，也導致了各種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呼吸道病變。隔著大肚溪，從台中南下的旅

台灣的政黨輪替，使得國家與環境運動的關係受到極大的衝擊與改變。總體來說，政治民主化與環境民主化並沒有必然的直接關係。一方面，政府宣稱環境保護的終極價值，2002年通過的環境保護基本法突破了以往模糊的「兼籌並顧」宣示，強調生態環境對於經濟發展的優位性；然而，為了幫助企業界根留台灣，環評的程序被簡化與縮短了，染整業廢水的排放標準也放鬆。同樣地，綠色矽島的政策藍圖提出了進步性的「公義化」與「永續化」的目標，但是新十大建設的政策卻是重新恢復以往的發展主義。 要理解晚近環境政策的搖擺與曖昧，關鍵即在於民進黨政府的結構脆弱性。相較於國民黨，民進黨的政治菁英在過去就與環境運動關係密切，而執政縣市長也以綠色執政為特色。政黨輪替後，有若干環境人士進入政府體系參與決策，像非核家園宣導委員會、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等機構即是。但是，一方面環境主管部門仍受限於更強勢的經建單位，且由於政治性質的職位任命，環境人士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