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民主化

氣候訴訟正快速增加。根據聯合國環境署《全球氣候訴訟報告2023》，2017年到2023年全球氣候訴訟案件數突破2000件，成長近2.5倍。報告分析，案件多圍繞在「人權」及「享有健康環境權利」的相關法規上。上月20日，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在人權會與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合辦的「沿著人權，走向淨零-氣候治理中的環境人權」國際論壇上指出，氣候變遷是每天發生在生活中的危機，2023年人權會將「氣候變遷」納入中程策略計畫，以《奧爾胡斯公約》來面對氣候變遷中的不利處境群體的人權問題，更為重要。《奧爾胡斯公約》曾被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稱為環境民主中「最有野心的嘗試」。論壇邀請到奧爾胡斯公約遵守委員會現任成員蘇莫魯斯（Thomas Schomerus），他第七度訪問台灣，曾任德國法官，也是著名的環境法學者。

人類的福祉和環境息息相關。政府、企業和組織做出的土地、自然資源決策，將無可避免的影響居民健康、生計和生活品質。因此，做為一個公民，就必須享有參與環境決策的權利。然而，這些看似基本的「環境民主」權，在知名智庫世界資源研究所（WRI）的最新「環境民主指數」（Environmental Democracy Index，EDI）評比當中，卻非每位世界公民都能擁有。面對重大的環境決策，民眾應具有參與、反對的權利。（攝影：李慧宜）最新公布的EDI指數，是史上首次針對環境法律的線上追蹤和評鑑平台，評估全球70個國家是否促進環境決策透明、決策可靠度和公民參與度。根據75個指標，EDI排列出環境民主程度最高和最低的國家，評估結果令人出乎意料。跌破眼鏡 環境民主法律最強國家出列前3名都是前蘇聯國家，分別是立陶宛、拉脫維亞和俄羅斯。這些國家在90年代民主改革時，就已訂定相關的法律。依照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

中科四期環評在爭議不斷中過關，環保人士與地方居民抗議力道未減，環保署則頻發聲明，指名道姓批評環保記者與環保人士。顯然，這場爭議尚未落幕。爭議以來，雲彰地區農漁民帶著其賴以維生的農作、蚵殼、舉著白布條，從地方到中央，四處抗議，時序有如回到1980年代：戰後急速工業化所帶來的污染後果，讓許多受害的身體再也無法承受，當民眾陳情千百次還等不到公權力伸張正義（三晃化工陳情269次、反杜邦設廠請願13000次），民眾被迫自力救濟，以圍廠、堵路、遊行、包圍政府機關等為自己主持環境正義。這些行動迫使台灣政府面對環境問題，設立環保署、制訂各種環保法令如「公害糾紛防制法」及「環境影響評估法」，逐步將環境爭議導入制度性管道，台灣社會向環境現代化邁進。

台灣的政黨輪替，使得國家與環境運動的關係受到極大的衝擊與改變。總體來說，政治民主化與環境民主化並沒有必然的直接關係。一方面，政府宣稱環境保護的終極價值，2002年通過的環境保護基本法突破了以往模糊的「兼籌並顧」宣示，強調生態環境對於經濟發展的優位性；然而，為了幫助企業界根留台灣，環評的程序被簡化與縮短了，染整業廢水的排放標準也放鬆。同樣地，綠色矽島的政策藍圖提出了進步性的「公義化」與「永續化」的目標，但是新十大建設的政策卻是重新恢復以往的發展主義。 要理解晚近環境政策的搖擺與曖昧，關鍵即在於民進黨政府的結構脆弱性。相較於國民黨，民進黨的政治菁英在過去就與環境運動關係密切，而執政縣市長也以綠色執政為特色。政黨輪替後，有若干環境人士進入政府體系參與決策，像非核家園宣導委員會、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等機構即是。但是，一方面環境主管部門仍受限於更強勢的經建單位，且由於政治性質的職位任命，環境人士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