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宏

核能專家賀立維老師寫了台灣核武發展的歷史，也是他個人一生最重要的經歷，是台灣近代史不可或缺的一個重大片段。雖然，這段歷史有過一些討論，但不論海內外的說法，其實有很多是以訛傳訛，不足採信。賀立維以自己親身經過的歷程，為這段台灣史定下正確的過去，對於未來有可觀的影響。本篇導讀可以完成寫作，當然是受到賀老師的書本出土的影響，而可以在許多過去有疑問的地方，找到了比較確定的判斷。以下是這個長久存在我心中的疑問的可能解答，作為賀立維老師本書的序文，應是風雲際會的世紀交流。我從1979年12月正式成為記者，在戒嚴時代聽過很多傳聞─台灣自製原子彈，總覺得不可思議。解除戒嚴之後，有一些機會討論這個議題，問題是有太多傳聞而少有人證與物證，更重要的是，那種揭露祕辛的報導，不是我的興趣。真正想要探知的是，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所產生的想法？這樣的思維到底是對還是錯？很多塵封在記憶的祕辛，都在看到賀立維老師的見證之後

過去10年台灣的環境保護可以說是「不進反退」，基本上是挫折最烈的10年。2000年政黨輪替，原本是民主的大躍進，可是，民進黨執政之後，在環保問題上妥協或冒進，使得台灣的環保運動呈現停滯荒廢的狀態。過去，1980年代台灣的環境運動是與黨外政治運動並駕齊驅，甚至有些狀態是超前的。原因是，執政的國民黨是個只重視經濟發展，不在意環境保護的團體，很大的一個問題是，這個以「中國」為名的政黨，政治的目的是，回到中國，台灣只是中國國民黨的「反共復興基地」，只是中國國民黨的跳板，這樣的政黨當然不會愛惜台灣。黨外運動是以本土核心的思維，保衛台灣。愛護鄉土，珍惜山林，疼愛河流成了一種內化的神聖使命，這樣的黨外運動自然與環保運動交流契合。可是，1988年，黨外運動組黨成功成為「民主進步黨」之後，環保運動與民進黨之間逐漸出現差別。民進黨的成立是以奪權為目標，環保運動基本上與民進黨的多數金主是站在對立面的，甚至許多民

「公害政治學」這個名詞，是日本琉球大學的教授宇井純，在1968年所寫的一本檢討日本水俁地區水銀公害問題的書的名字。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宇井純分析公害的「社會病理」時，從公害發生的歷史因素與國家、住民、企業體與人權的關照，首次提出「公害政治學」的分析模式。台灣在此書問世20年之後，陷入同樣的「公害政治學」的困境中，而情況更形惡化。到底是什麼樣的政治、文化品質造就了今天台灣的公害？宇井純在分析日本列島的公害時，認為二次世界大戰的軍國主義興起，是日本公害問題的起因。由於軍國主義與法西斯的主張，人權的普遍流失、忽略，國家極權力量無限擴張，一切為戰爭、一切為「國家」的全民精神狀態，種下各型公害的根植基礎。太平洋戰爭的「戰爭工業體」所帶領的軍國體制，理直氣壯的征收人民生活的土地與資源。在戰爭工業下，許多工廠加入生產戰爭所需要的物質，在1950年代發生的水俁症，肇事排放水銀汙泥的窒素工廠，就是為了大量生

林園事件發生後，台灣的公害製造業者終於了解，過去的推拖方式已經不合用。對這些公害製造者而言，使他們必須付出「和解金」13億元，因停工而少賺近80億元的主要原因，除了怪運氣不好外，還怪政府有關單位太沒默契，而記者在這次事件中，大寫特寫，雖未站到居民一邊，但也「太不為石化業講話」，所以一至於此。這樣的不甘，使他們賠錢的事，進行得愈來愈不乾脆。事後檢討時，雖有部分工廠放出風聲說，他們原有計劃改善汙染，可是現在政府要他們賠錢，改善汙染經費又泡湯。言下之意，環保之事再說吧。林園事件並不會因為賠錢而了事，這是從中央到地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再爆發一次停工事件，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目前的汙染狀況與賠錢之前並無不同。可是林園事件對國內許多「好險」的汙染者而言，卻是一次警訊。他們之間已形成一些共同的想法。一致的努力是，如何避免賠錢事件再度發生。如何「解決問題」成了他們迫切的議題。「解決問題」有兩類不同的意思。

林園石化工業區停工事件，是今後台灣環境公害走向「黑吃黑」，走向「狗咬狗，惡人治惡人」階段的重要分水嶺。從汙染與被汙染的對立關係考察，這是一種「討債」行動；從汙染者與汙染者之間的矛盾關係來檢驗，必然是「你出賣我，我出賣你」的「吃人」階段；更從汙染者與內部工人之間的關係來觀察，一種混含有「大利滅親」卻用「大義滅親」為包裝的「內神通外鬼」裏應外合，將更激勵台灣草根性的反公害運動，走向全島性的結合。這個氣氛與實質對社會的衝擊，將在明年大選到達高潮。無政府狀態的反公害行動，自林園石化工業區從停工事件發展成「賠款了事」之後，已成了不可避免的風潮。在這個環境「據亂世」的時代，知識分子有必要為這一切發生問題的切入點，重新分析社會力，甚至對一些基本的名詞都必須賦予「階段性」的意義。「環境保護」與「反公害」成了不同界面的名詞。這兩個字眼在過去幾年是被用來描述，相當接近的意義。「環保運動」一直是這一系列社會運動

笨極了！有時候不得不佩服年長者的智慧與痛快。每次探索、調查一些與公共利益有關的事件時，看到、聽到的許多「官場現形記」，其中的可笑、沒知識、以為普天下都與他一樣蠢的荒腔走板形色，就不由得想起有一回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的談話。他談起解嚴之後的種種政府施政的荒謬時說：「這些人真是笨極了！」吳大猷院長以他慣有的萬事不在乎的表情，鄙夷的高噘他的嘴唇尖，皺緊眉心，似怒非怒的讓「笨」這個字，停在他的唇舌之間良久，然後，有如彈弓發射一般，將「笨」這個字勁射出去：「笨──極了！」。真是。有時不得不要佩服長者的智慧與痛快。吳大猷院長談話間，一再重覆使用的「批評語」是痛快，一直讓人記憶深刻。有些政府施政，政治團體的作為，政治人物的裝腔作勢「正義凜然」的怪模怪樣，若了真是除了動用「吳氏罵法」說聲「笨──極了！」之外，別無出氣好法子了。台北市的「七號公園預定地」的決策過程，是一個好例子。這個很明顯的是由一群拍馬屁與

誠實與誠意在中文的意義上，都由一個「誠」開頭，在不細想的情況下，好像是孿生的字：誠實的人必然有誠意，有誠意的必然誠實；唸來唸去，這兩個傢伙似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仔細推敲，則發現，兩個詞之間，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中國「差不多先生」的老毛病，在這類詞的使用方面，至今仍然相當讓人感到頭疼、難過。誠實是一個「相對的」有絕對標準的行為，雖然，有時不免會產生難以判定的「模糊地帶」，如美國總統雷根在「伊朗尼游案」的關鍵點上，都以「我忘記」來交待，沒有人知道，真實情形到底如何。年邁的人說「我忘記」是經常的事：雷根的「我忘記」自然有可能是誠實的，誠實的「模糊地帶」就是出現在這個情況。雷根不願在「到底知不知情？」這個可能引發嚴重政治風暴的選擇題上作答，他自己找了一個不必面對這個問題的作答方式，又可以「懸浮」自己的道德性。「知不知情」是可以證明的，「我忘記」則只有上帝才知道，一旦一個人說「我忘記」的時候，是誰都

過去一年的台灣，保護環境的運動力從理念說服轉向行動。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汙染覺悟，終引發草根住民運動對國家經濟發展內涵的強烈質疑。一連串的環境緊急行動所拉張起來的「綠色生活哲學」，正以「潑墨」浸染的柔紉張力，擴散全島。不同純度與深度的環境主張，形成前所未有的綠色漸層台灣島。從都市到鄉村，從意見領袖到平凡住民，「只有一個台灣」成為理情共同的呼聲。在這時期，我們的社會力、經濟力、政治力有了許多質與量的變化，其中的重點是，一、民眾自力救濟的「肌理」與知識分子的「實踐哲學」，已有接力點。二、政府的角色開始轉化，環保派與經濟派的權力槓桿，在找新的平衡點。三、工業界開始保密進行「逃難計劃」，以汙染工業為朝陽工業的時代結束。四、文化反省的「新生活哲學」，是社會精英分子的反公害新主張。這一年，台灣以初生嬰兒的步伐，走入多元社會的起點。政治經濟上仍然有許多過去40多年的戒嚴文化性格的滲透。「過去可以，現在為什

台灣地區嚴格說來，並無真正的環境運動者，因此，所謂專業倫理，就無從要求起。而那些「兼業」的環境運動者中，許多人還在傍徨，他們隨時可以從環境運動中自我退潮，對這類人物很難有任何的期望。這是開始討論這個題目之前，必須先說明的。因此，不如把題目轉移座標到目前的工作與環境運動有關的人，但他們卻未必自知是環境運動一環的人物。討論這些人物以及與他們有關的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將來的環境運動者可能遭遇的困局。在這個日益沉淪的環境結構下，那些有志於環境運動者，他們的救贖希望又在哪裡？環境運動的本質是人道主義，是一種最大包容可能的人道主義。環境運動所主張的基調，可以說都是源本於認定：反對、對抗是人類之「必須的信仰」；而環境運動的基本假設是，任何權力的掌握者，都是環境的破壞者。國家機器、文化霸權、執政者、官僚體系，他們的視野中不會有環境生態的關懷，他們會在政令宣傳中一再昭告如何如何的關心環境，如何如何有誠

彭福旋是臺北醫學院醫學系今年畢業生，7年的醫學教育剛熬了過來，他沈積胸中多年的願望──「讓窮苦的人脫解痛苦，使艱苦病痛的人得到安慰」──剛有起步實踐的機會；可惜，他在長庚醫院實習的最後第2個月，在為一名肝硬化病人抽血後，針頭刺了手指；這個尋常人看來不算「嚴重」的事件，竟伏下了2個月之後奪命的禍害。彭福旋死於猛爆性肝炎，他的父母人居日本，原是滿心歡喜趕回國參加他的畢業典禮的，竟出人意表的目睹人生最哀痛的恨事。彭福旋斷氣當天，恰好是臺北醫學院舉行畢業典禮的日子。長庚醫院814病房，彭福旋為一名病人抽動脈血，檢查血中氣體含量，床頭牌上病名「上消化道出血」。彭福旋抽完血後，必須馬上把針頭插入橡皮塞子內完成封閉，因為不能讓這筒動脈中血中的氧、二氧化碳與外界接觸，否則影響實驗室的數據。就在一剎那間，他扎到手了。醫師在為病人抽動脈血時，總在最後一關，扎到手，這並不是彭福旋一人才有的經驗。他當時想，病人是

自從前年中共想在三峽建水壩的事受海外學人不斷為文反對後，中共現代化的過程，可能給中國大陸自然生態、生活環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已引起世界關心全球性環境工作者的嚴重關切。注意這事件發展的過程，國外的環境方面的雜誌，已有愈來愈多的報導、研究，正密切監看著中國大陸的變化，他們也準備隨時向中共提出警告。最近，一篇發表在《環境》雜誌的文章《毛澤東後時代的中國環境政策》，作者Lester Ross就指出，「在經濟上的發展成功，可能的代價是環境品質的迅速下落，中國的官員與學者認為，情況已有改善，但他們的分析傾向於缺乏前瞻眼界，並以不典型的甚至是錯誤的例子，以偏概全」(…tend to lack perspective and make overly sweeping generalizations from isolated cases that may be atypical or even mista

1987年住在臺灣的人，感情上，最感衝擊的一事是解嚴。解除長達40年的戒嚴令，的確令人百感交集。既希望從此可以有更多的自由與民主，卻又不敢相信，解嚴了就可以有憲法所給予的基本人權。相信此時此地，這樣感受的人應有不少。看到許多知識分子，包括一些大學教授寫讚美「德政」的文章，真令人感到難過。局面如此，已無需再花筆墨去討論，去了戒嚴，來了國家安全法；解了嚴，卻還留下非常時期、戡亂時期、動員時期。這些加加減減，最後到底剩下些什麼？我並不是犬儒想法的人，卻也覺得，這時候下任何的結論都太早了，唯一能採取的行動應是懷疑。對當政者的誠意表示懷疑，何況是有一大堆的事實佐證的懷疑，只要是眼與心都雪亮的知識分子，應會明白，是最符合自己身分的做法。雖然這是十分得罪人的。但是邏輯應是，假如當政者，最終證明沒有誠意，知識分子還客氣什麼？反之，當政者真很有誠意，應有「能撐船」之肚量，受知識分子一點「酸氣」，算什麼？解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