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正義

文化是一群人外在的共通行為表現，從生活上來看，過去中國北方人吃麵食，南方人吃米飯，就是區域性的飲食文化差異；而在藝術上，中國人聽平劇，臺灣人聽歌仔戲，甚至不同地方的戲曲表現方式也略有不同。 除了具有強烈的區域性，文化也會隨著時間的流轉而改變，像是人類社會的演進由早期的漁獵社會、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定居的農牧社會到以工商業為主的現代社會，都可看出其時代的影響，也因此文化是有其時代意義的。 拋開這些來自遙遠國度與久遠年代的例子，我們來檢視臺灣的過去與現在。像是在休閒生活上，我們過去曾習慣於聚集廟口的榕樹下喝茶談天，也會在特定日子舉行的市集中會面，而這一切農業社會式的休閒文化，已在社會高度都市化後，在卡拉OK、KTV文化的成形後漸漸消逝。然而，不知何時起，另外的一種休閒文化已悄悄出現，烤肉文化逐漸生成，彷彿是宣告了另一個時代的到來。 我們無時不烤，從週末假期、校園迎新送舊，都是烤肉的好

我住的台中縣清水鎮是一個背山、靠海、坐擁一片海岸平原的城鎮，人口數雖名列全省鄉鎮市中的前五十大，人口密度卻在五十大之外，在近二十年來的人口數都保持在八萬多人，每月增減則多保持在一百人以內；近百年來造成本鎮最大傷亡記錄的天災是一九三五年芮氏七點一級的「中部大地震」，至於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當全省普遍缺水的時候，清水因飲用水的來源是地下水，所以不曾受到缺水之苦，加上本鎮位於大甲溪的出海口，自有清一代，在先民胼手胝足引進大甲溪水的努力下，建構起全鎮所需的灌溉系統，現代生活所需的電力、自來水、郵電及交通系統等，在日本時代均已設立，所以無論是就天然或人文的環境條件而言，清水都是全省少有的好地方。然而在這一次桃芝颱風過後，長期不斷點滴累積對環境破壞的問題，像是在山谷中濫倒垃圾，以致改變水文，污染地下水；林木被燒毀後，不再重新造林，任雜草叢生而改變當地的生態消長過程；因國家重大建設的中二高施工後，

在河床設垃圾場，竟然可能是合法的。 所有的法條，包括污水管制條例、河川保護條例都明文規定「水源（河川）保護區不得棄置垃圾」，他們環保署的老兄們竟然可以說在河床地設垃圾場，是「處置」垃圾，而不是「棄置」垃圾，所以並不違法。在「合法」的情況下，如果中港溪河床（永和水庫集水區）的南庄垃圾場可以做到不滲污水的「工程水準」，那麼垃圾場將「依法」繼續興建..... 天哪！這是哪門子的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點燈？前陣子在河床放置汞污泥的人也可以說他們是在「處置」汞污泥，不是「棄置」汞污泥，所有的人都可以說我在處置垃圾啊.... 貴為中央的高官尚可如此鑽法律漏洞，硬ㄠ，知法犯法，難怪台灣會亂成這樣。如果真的被如此惡搞到連水庫集水區、水源保護的河床都可以設垃圾場，那台灣還有什麼希望？ 新竹人，你知道你喝的水就是來自中港溪的水嗎？你知道如果再不關心，也許明天你喝的水是垃圾滲出來的嗎？ 關心環境正義的朋友，發

我是小六的自然老師，畢業前，有三個和環境有關的單元，讓我有一些感觸。其中有一部分談到水污染，課本上談的無非是一些沒血沒肉的東西，孩子們上了這些課程，可能只得到一些膚淺的概念，如汙水流入農田會有什麼影響？垃圾可以亂丟嗎？或是「我們要怎麼做，才能有乾淨的水。」等讓孩子編造個說法的問答。如果老師們照著課本或指引來教，那肯定只是讓孩子知道一些考試的題材，對於喚起孩子保護環境、認知環境危機，可能影響有限。幾年來由於參與環境運動，由於想了解過去的運動歷程，因此，我不斷在回溯過去台灣的公害及環保運動史料，很不幸的這些記錄並不容易找，截至目前為止，我所能閱讀的就是民國八十年左右「人間雜誌」所做的報導及以楊憲宏等人的著作，令我感到傷心與憤怒的是，距離不過十年左右的台灣重大公害事件，已幾乎被人遺忘，如果不是有心的追尋，還真不容易了解當時發生的事。問題出在台灣人的健忘嗎？可能是的，但是，更大的問題是從小到大的教

興建於昭和七年（1932）的嘉義稅務出張所(舊縣議會)，於6月25日前即要被拆除興建為市政大樓；然而，真的不能打造雙贏的局面嗎?不能稍變更一下設計，讓歷史建築與新市政大樓並存嗎?我們呼籲身為嘉義市出身的內政部張博雅部長應當對歷史負責，讓歷史建築物完整保留下來，如此才不失其力爭補助市政建設的美意。期望30億的市政大樓可以與無價之寶的嘉義稅務出張所並存。也期待身為補助嘉義市政大樓經費的主管機關，能夠出面為歷建築或古蹟講一些話。 搶救嘉義稅務出張所 五大理由 1.嘉義地區僅存最後一棟地方稅務機構的歷史建築 日治時期總督府在州制實行後，嘉義設台南州嘉義稅務出張所管理，舊嘉義廳轄內，有嘉義、新營、東石、北港、虎尾、斗六等六郡，其下有四十街庄役場辦理。而今全嘉義地區唯一僅存地方稅務機構的歷史建築—嘉義稅務出張所。 2.見證嘉義市日治時期經濟蓬勃發展最重要的建築物 日治時期嘉義為全台四大經濟發展的大都市

還記得宣佈核四停建的那一天，我們到馬岡拜訪江文益，他已經是肺癌末期，身體虛弱，無法來到澳底與大家一起慶祝，所以我們想親自告訴他這個好消息，當天吳椿桐笑嘻嘻地坐在一旁聽著，我們卻忘了也問他幾句感想，想不到那次竟然是我鏡頭中最後一次看到他，今年二月，他捕漁出海，意外落水死亡，江文益數次進出醫院，還一直在努力地與生命搏鬥，椿桐叔的身體那麼硬朗，沒想到卻早一步而去，世事真的不是任何人所能揣測的。之後又去拜訪在卯澳獨居，行動不便的吳添燈，跟他報告核四停建的消息，他笑著點頭，臨走前我與吳文通跟他約定，有空要來訪問他，將反核的歷史紀錄下來，但是，這個約定我永遠都達不到了，因為隔了一個月，他也過世了。這就是貢寮反核的現實，這些在運動中閃耀著生之勇氣的戰士們像一朵朵凋零的花，墜落枝頭，回歸他們最愛的土地與大海。貢寮的生與死，都在這座核能電廠上。鹽寮反核自救會的成員遍居在貢寮鄉的各處，為了從事反核工作，我們四

從濁水溪上游治卯山下的雙龍、南化西阿里關山、大願山，到楠梓仙溪畔的甲仙，九月底三兩假日我奔馳了七百公里路，賞攬深山幽谷、水瀑銀絲、鏡面浮島，以及讓我感慨萬分的民間生機。多年來不時有捎自山林鄉野有心人士的邀約，或原住民文化關懷、環保運動抗爭、生態保育規劃等等，近來則宗教界淨土、淨心的橫向思考逐次活躍。一通來自西阿里關山下的山寺電話，我前往勘查千年櫸木的天然孓遺，據聞該巨木為南台僅見巨靈，土地管理者費盡千辛萬苦，不畏強權劣紳始得確保迄今。台三線公路兩側山坡地近十年來的拓植，如同全台瘋狂的開發，尤其自三百公里以降，檳榔山的壯觀足以顛覆下個世紀中南部的安危。當都會生活、消費浪費的靡爛席捲新生代的同時，台灣中生代及耆老們秉持傳統的勤奮與堅韌，將海拔一千五百公尺以下的山地，完全開墾為生產場所，提供富裕奢華風潮下，製造垃圾的基本素材；當台灣所謂山坡地保育條例、水土保持、國土保安的法規汗牛充棟、應有盡有的

南部人反對議員的退休自肥條款，有一個地方，民眾很費心地訂做了許多吹氣的塑膠小豬，排列成群，看到電視攝影機鏡頭，便使勁地踢小豬們的屁股，以示對議員自肥的強烈抗議。好了，總算議員知悔，紛紛撤回提案，但小豬們再一次的賠上形象，自肥與牠們何干?從來都是人類把牠們養得肥肥的，肥胖對牠們自己有什麼好處？ 事實上，動物學家們發現，豬和人類的溝通能力並不會比狗差，豬還愛乾淨，也不貪吃，生性善良快樂，與世無爭。沒想到這些優點被人類相中，反而變成他們致命的缺陷...人是一種「理由的動物」，為了自肥，什麼說不出口呢？ 以人類為中心的思考，常使人出盡洋相。我們看到一隻狒狒吃香焦或騎腳踏車，就覺得牠好棒啊，因為牠跟人一樣，真是聰明，卻不想牠還會許多人不會的動作，譬如攀藤躍樹...人類也有些很糗的經驗，《前進非洲》的作者Craig Packer曾記述另一位動物學家對她關照下的狒狒之回憶：「每當我在煮早餐，摩西就會跑來

台灣位處板塊交界處，頻繁的地震是台灣土地的特性。不斷抬升的地形、河川的切割、岩層的風化、加上地表自然的沖刷與沈積，造就了台灣土地的風貌，進而形塑在此一土地之上萬物的樣相。然而隨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台灣工業的起飛，由於不當的土地開發利用加上缺乏有效管理的污染問題，使得土地過度負荷，斲傷了原有生態體系的平衡，並危及附著於土地之上所有社群的生存與發展。尤有甚者，人為因素產生的高輻射長週期核廢料，給數十年來已經飽受蹂躪的土地，埋下了極為不安的因子。　根據文獻記載之歷史地震與近代儀器觀測之記錄地震的資料統計顯示，台灣西部地區從公元 1624 年到公元 2000 年的 376 年中，共發生 13次規模 7.0 以上的大地震。其中北部地區 3 次、中部地區 4 次、南部地區 6 次，平均約每 30 年發生一次。東部地區因鄰近板塊交界處，更是強震頻頻，統計二十世紀 100 年中規模 7.0 以上且造成災害之

一百多天的核四爭議，從停建到有條件續建，再到無條件續建，悲哀的是最後竟由朝野政黨「齊心合力」，一邊喊著非核家園，一邊卻拿著貢寮鄉居民以及全台灣人民的權益來犧牲，做為這場鬧劇的落幕。 我們要強調的是，不單是虛心假意的在野聯盟，違背反核競選承諾的陳水扁，民進黨內包括行政院、立委都須為此負全部責任； 1997年，核四覆議案在立院表決，民進黨立委在院外群眾面前慷慨激昂，一入立院即放水讓覆議案通過，當時的民進黨秘書長邱義仁更公開表示，民進黨要與反核運動劃清界線，從此正式走入議會執政路線，出面安撫激憤不滿反核群眾的林義雄，表示反核不成是因為民進黨還沒有掌握行政權，所以請大家要繼續支持民進黨。言猶在耳，昨日的承諾今成泡影，貢寮人說得好「被騙一次兩次還有可能，騙了這麼多次，還想再叫我們相信嗎？」 民進黨的思維方式與國民黨並無差異，為了圖利特定階級的經濟發展，犧牲台灣的自然資源與人民權益，台灣的綠色執政指的

環境保育或保存之與環境正義之間的關係是何？在原住民保留地設置國家公園有無負面效應？如果美濃水庫永遠停建，相關措施是否將移轉到魯凱族的山居地域？原住民的狩獵及文化行為，之與台灣動、植物資源保育有無衝突或矛盾？如何是兼顧環境品質及環境正義的雙贏之道？或者有時候我們必須在兩難之間被迫作出選擇？ 這議題稍加擴大些，問的就是台灣在文化保育及自然保育之間的關係。十多年前在搶救山林運動中，我主張合理的開發必須符合三原則，其一，必須是符合經濟效益的開發；其二，不能讓少數人得利、多數人受害；其三，不能這代人得利，後代人受害（例如氟化物冷媒）。後來，我認為環境正義的評估法則，包括：其一，人類開發自然資源，創造任何文明物質的決策過程，必須對其開發結果、生產品所將帶來的後果負責，無此前瞻、預估能力者，皆非好選擇；其二，符合環境正義的措施必須確保至少超過二至三個世代，也就是超過50年的保障期；其三，必須儘可能免除空

身為一個在豪桑平靜水域林業界工作，並住在對林業仍有部分依賴的吉布森社區的環保運動份子，我在此呼籲各位重視一個盲點，它使得熱心環保份子對令人不悅的現實進行「漂綠」。 目前存在著一種「近視現象」：無法分辨科技創新後，設計好、效率高的能源和資源生產體系所期望帶來的永續經濟，以及一般認為對環境無害、事實上卻依賴世界其它角落環境破壞的第三級產業服務業，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差異。 想像你住在沒有工廠、紙漿廠、或捕魚船隊的卡斯開迪亞(Cascadia)社區。那裡有乾淨的空氣與水，綠樹覆蓋的山丘受到保護，鄰近水域中還有鮭魚及鯡魚苗。 使用效率較高的能源技術，社區的生態足跡（譯註1）減少了嗎？非化石燃料提供了所需的能源嗎？吃的、用的，是以生態永續發展的方式提供的嗎？永續經濟所需的新科技--在「自然資本主義(Natural Capitalism)」和「生物擬態(Biomimicry)」兩書中，有令人信服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