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家瑋

編按：王光祿釋憲案引起社會關注，不僅因為這是原住民議題首次進入釋憲法庭，也因為本案代表了原住民狩獵文化在當代社會中所遭遇的種種不理解、以及在制度上的齟齬。儘管大法官做出釋憲結果、總統蔡英文特赦王光祿個人，也仍未觸及上述根本問題。本文作者從《野保法》立法歷史，回顧台灣社會保育意識是如何成形、又是如何與島上原住民互動，導致保育、文化兩種價值「弱弱相殘」的現況，並期待兩者理解、相融的那一天到來。釋字803號的公布，讓野生動物保育與原住民文化權間的衝突重新回到公眾討論的視野。許多人往往會將野生動物保育與原住民的狩獵權理解為零和遊戲，一旦偏重於一方，則另一方就必須讓步。事實上，本號大法官解釋亦透露出這樣的價值觀[1]。在社會的變遷之下，我國原住民的文化權雖然受到尊重，但也受到其他價值（如環境保育）的挑戰，且往往是需要退讓或妥協的一方[2]。

在王光祿案申請釋憲三年半後，大法官終於針對包含本案在內的四件原住民狩獵相關的案件做出大法官解釋。15位大法官雖然針對《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下稱槍砲條例）的幾大爭點達成多數意見，但是在多數意見之外，卻有高達11份不同的意見書。雖然並非釋憲史之最[1]，但是15位大法官都有撰寫，或加入別人的意見書，並且有6份的部分不同意見書，可以說是大法官間立場最分歧的一號釋字。對於原住民狩獵權與野生動物保育間的爭議與拉扯，已經有不少人撰文討論，其中更不乏本號釋字相關案件的當事人與參與者。故本文將重點放在大法官釋字相關文件的介紹，以及這11份不同的意見書上進行討論，並針對各個大法官對於本案爭點間的不同立場進行比較。釋字803號解釋文所討論的爭點與立場本釋憲案的爭點有二。其一是關於獵槍，討論目前《槍砲條例》對於原住民持有獵槍的除罪僅限於自製獵槍是否違憲？以及管理辦法中，針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