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31日天指出，美國杜邦公司因隱瞞鐵氟龍塗層有毒的資訊，遭美國環境保護署控告後付出鉅額和解金，杜邦對台灣也沒有講實話，消基會不排除提出訴訟。消基會檢驗委員吳家誠除了引用「自然雜誌」等知名文獻報告，也自行以質譜儀精密檢驗，再次驗證鐵氟龍塗料未加熱至攝氏200度即會釋出有毒氣體，由於國人慣於使用鐵鏟熱炒，使用鐵氟龍不沾鍋，不但容易吃入刮下來的全氟辛酸等多種有毒物質，吸入的氣體更毒。

17年前，杜邦公司決定在彰濱工業區設廠，引發鹿港當地居民抗爭，那是台灣第一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鹿港居民憂慮環境遭到污染而發出怒吼。17年後過去，一場充滿理想與激情的抗爭，究竟在彰濱留下什麼？小小的竹筏，緩緩滑行在灰色的港灣裡，五十多歲的楊大哥準備出海捕魚，為了這片海，楊大哥曾經參與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抗爭，拒絕杜邦公司在彰濱工業區設廠。回想當年那場轟轟烈烈的環保抗爭，楊大哥不禁感嘆著。1986年的台灣，是一個經濟起飛、威權政治漸漸鬆動的年代，但是戒嚴令的施行，許多民間的聲音，依然隱沒在權力的背後。在那個欠缺環保意識的年代，快速工業化所帶來的污染，嚴重危害居民的生命，民眾長期累積的怒火，在杜邦評估彰濱設廠之時，全面引燃。

台灣地區嚴格說來，並無真正的環境運動者，因此，所謂專業倫理，就無從要求起。而那些「兼業」的環境運動者中，許多人還在傍徨，他們隨時可以從環境運動中自我退潮，對這類人物很難有任何的期望。這是開始討論這個題目之前，必須先說明的。因此，不如把題目轉移座標到目前的工作與環境運動有關的人，但他們卻未必自知是環境運動一環的人物。討論這些人物以及與他們有關的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將來的環境運動者可能遭遇的困局。在這個日益沉淪的環境結構下，那些有志於環境運動者，他們的救贖希望又在哪裡？環境運動的本質是人道主義，是一種最大包容可能的人道主義。環境運動所主張的基調，可以說都是源本於認定：反對、對抗是人類之「必須的信仰」；而環境運動的基本假設是，任何權力的掌握者，都是環境的破壞者。國家機器、文化霸權、執政者、官僚體系，他們的視野中不會有環境生態的關懷，他們會在政令宣傳中一再昭告如何如何的關心環境，如何如何有誠

問：我想先問第一個問題，在你7年的記者生涯，觀察臺灣公害問題，就這7年來對社會的改變，談談你的感想。答：我曾經在《當代》雜誌寫過文章檢討臺灣最近幾年環境變化，我其實是擔心多於期望。12月那次立委選舉，很多民意代表競選時都把公害防治列為第一政見，這樣的人在立委裏超過60%，假如把不一定是第一政見的也提出來，幾乎90%的人政見裏有公害防治、環境保護這一項。但是那些支持要防治公害的，往往背後的支持者就是汙染工廠，拿汙染工廠的錢出來競選。那這樣的人如何去防治汙染？很多尋求連任的立法委員，過去在汙染事件發生的時候，幫過汙染工廠關說，而這些人在競選期間也說要保護環境，到底是誰在保護環境？沒人搞得清楚。像大里鄉農藥廠汙染事件，我第一次去訪問受害人黃登堂時問，你們這裏有那麼多民意代表，為什麼不找民意代表幫忙，而要找記者？他就說他已經看破了，那些民意代表總是敷衍他，後來才知道民意代表拿農藥廠的錢。這個問題還

3月中旬，美國杜邦公司突然以電話通知台北市各大報紙、新聞媒體的編輯部，要召開記者會：宣布杜邦放棄鹿港設廠的計劃，理由是，杜邦已無法與鹿港人溝通。長達一年餘鹿港人反杜邦運動的對立局面，終於打上休止符。鹿港反杜邦事件雖落幕，卻留下不少懸而未決的疑問，以及將來會怎麼發展難題，值得社會大眾深思。懸而未決的問題是： 一、杜邦公司對台灣的興趣，是基於什麼利益的考慮？ 二、杜邦公司二氧化鈦廠製造出來的高濃度廢水是否可以在台灣海域內「深海投棄」？ 三、杜邦公司如撤銷在台投資，對外人投資真的會產生負面影響？對台灣經濟的衝擊真的會很大嗎？四、讓杜邦在台設二氧化鈦廠，中華民國到底有什麼好處？發展中的難題是： 一、鹿港反杜邦的街頭運動「自力救濟」對普遍受汙染之害的台灣居民是否具傳染力？ 二、將來杜邦公司二氧化鈦廠的防治汙染的能力是否有說服力？ 三、衛生署環境保護局是否能夠制定出管理二氧化鈦汙染的國家標準，地方環保

美國杜邦公司為什麼一定要在鹿港設廠生產二氧化鈦？在風傳的許多原因中，最可怕的是，因為當年主張開發彰濱工業區的少數官員，想藉此「反敗為勝」，把這個已經被判定為「錯誤開發」的工業區，打「決策垃圾箱」裏撿回，再重新供奉起來，以便為他們爭一口氣──他們是死不認錯的啊！美國杜邦公司計劃到鹿港彰濱工業區設二氧化鈦工廠的事件，連日來，袒護和反對的雙方，形成了熾熱的言詞與行動的對抗。在對待杜邦投資設廠的問題上，決策者一開始就錯估、輕忽了事件的條件，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打擊和損害。這個事件所暴露的，最嚴重的問題是：領導我們社會的經濟官員，他們的心中，竟而沒有一幅完整而貝有文化特性的明日社會發展的藍圖。他們的決策辦法是且戰且走，在應變上，毫無章法。因此，我們的決策品質與處理事件的氣質，一般地低俗，難獲人民的認同，更無法取得社會的尊敬。為什麼引介杜邦公司到台灣？政府有關部門所持的一個明顯可見的、最大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