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記者

長期關心土地議題，39歲的朱凱廸曾是獨立記者，今年以獨立身分參選，以選區最高票當選第六屆香港立法會議員，曾被說是新界西「票王」，卻在下（10）月1日上任前，收到死亡恐嚇而報警。幾個禮拜無以為家的日子，或許可以在他所倡議「民主自決」、「城鄉共生」、「復興農耕」政綱中，以及長達十年的社會運動經歷中找到蛛絲馬跡。朱凱迪早年就讀高主教書院，1999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畢業後任職《明報》國際版記者。2003年離開《明報》，毅然辭去記者一職，勇闖巴基斯坦、伊朗，成為獨立記者。為了採訪阿富汗，還去伊朗德黑蘭大學學了波斯語。2006年朱凱迪回港，成為自由撰稿人，開啟社會運動生涯，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反對清拆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發起靜坐、絕食等行動。文章可見於明報、香港獨立媒體等網站。2007年香港政府因中環填海計畫，欲清拆一級歷史建築的皇后碼頭，朱向法院提出阻止清拆行動的司法覆核申請。皇后碼頭的命運至

RCA污染、到國光石化、高雄氣爆、日月光污水，每一則環境新聞背後，都有一群環境記者。在這群環境記者中，朱淑娟是特別的。2009年，朱淑娟離開工作十年的聯合報，成為獨立記者。七年以來，她不屬於任何媒體公司，自己決定報導題材，作品則發表在雜誌上或部落格裡。表面上，她是犀利、冷靜、批判的新聞評論者，屢屢獲得新聞獎的肯定。但私底下，她說，她會焦慮。因為焦慮，她花更多時間去尋求真相與觀點。她喜歡報導，非常喜歡，因此，她不曾離開新聞界。她喜歡獨立報導，因為，獨立報導給予她追尋真相的自由，也讓她遇見真實生活在環境污染陰影下的人。這些未曾寫入報導的故事，朱淑娟寫在她的新書《走一條人少的路》裡。以下為本報專訪：獨立記者朱淑娟以《走一條人少的路》寫下記者與台灣環境事件的故事 攝影：陳文姿。Q：您在主流媒體工作十年，後來成為獨立記者七年，其中最大的差別是什麼？朱：我以前在聯合報負責環境線，主要戰場就在環保署。但

日本關東大地震後，福島第一核能電廠事故頻頻，官方一再強調不必擔心大量輻射外洩，但在當地採訪的自由記者，卻記錄下完全不同的事實。在電廠所在的雙葉町，輻射量已超過法定每年暴露值上限；而大馬路上「核能發展豐富我們的未來」標語，在記者鏡頭下，顯得格外諷刺。繼日本福島第一核能電廠一號機於3月12日爆炸後，14日正午再度發生三號機爆炸的事件。日本經濟產業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召開記者會表示，三號機周遭的監測儀均顯示輻射量在安全範圍內，且「廠區附近的輻射並未出現異常上升的現象」。然而15日上午再傳二號機組爆炸，日本政府除呼籲20公里周邊的民眾儘速徹離外，仍一再強調沒有輻射物質大量外洩的疑慮。在當地採訪的自由記者卻在事件之初記錄下完全不同的事實。曾經採訪車諾比事件、並在世界各地核爆試驗場追蹤核能污染問題的攝影記者森住卓，與自由記者廣河隆一，在一號機爆炸後不久進入福島第一核能電廠所在的雙葉町，測得的輻射量高過每小

只要看過「環境報導」部落格的人，大概都會同意，此處堪稱台灣最深入、詳盡及兼具批判性的環境資訊基地之一。在這裡長期辛勤耕耘的獨立記者朱淑娟，最近抱走3項重要新聞獎，她的努力值得各界喝采，她的得獎感言更值得深思。有一段時間，為了採訪「我的小革命」專版的「草根媒體」主題，我密集瀏覽朱淑娟、胡慕情這兩位新聞同業的部落格，清楚感受到她們對於環境議題的高度關切與使命感。朱淑娟當時已經離開聯合報，胡慕情則還在台灣立報。我忍不住在她們部落格文字的背後揣想，究竟要有多大的熱情，才能讓這2位缺乏主流媒體影響力的記者，日復一日在冗長、枯躁、繁瑣、無趣的環評會議待上全天，只為了忠實寫出所有過程以提供各界監督環評？再看看我採訪過的其他類型獨立記者，吳國城在東勢辦《山城週刊》，知識分子返鄉奉獻一待就是30年，校長兼撞鐘不說，太太還要負責拉廣告；江一豪離開蘋果日報後，擔任搬家工人維持生計，才能以《苦勞網》特約記者身分撰

周六(8月30日)下午，嗆馬大遊行如火如荼展開，新聞報導一如往常上演一齣又一齣的政治戲碼。於此同時，走過中東與拉美的獨立戰地記者張翠容，在樂生文學週末，訴說著戰爭中被主流媒體「遺棄」的故事。「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張翠容說。災難的背後是有目的的」張翠容提到，美國宣稱反恐的伊拉克戰爭，其實是為了推動石油私有化。美國媒體卻對戰爭沒有批判性，因此催生獨立記者到前線採訪。她提到全球的媒體產業，集中在七家跨國公司，「媒體的擁有者向來不是記者」，媒體的發展過於集中、寡頭，因而形成了特定的意識型態，如果不能從這個體系中抽身出來，就很難去呈現、還原事情的真相。「在媒體上看到的『恐怖份子』，是不是真的不能改變？」西方主流媒體習以為常的用「恐怖主義」化約戰爭衝突。張翠容則看到在戰爭中遭受摧殘的生命尊嚴，戰後的伊拉克，人們心靈破壞嚴重，尤其是流浪的街童，他們對生活感到絕望，甚至相信只有靠暴力才能擊敗敵人、重建家